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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信,音樂才華與溝通能力兼具,才能在德國最好的樂團之一的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勝任首席的職務。(白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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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樂團,享受音樂的繽紛多彩

訪大提琴家楊文信

對我而言,如果要接觸音樂、懂音樂、享受音樂,樂團即是最好的所在,成為樂團的一員,才能深刻地感受音樂,因為我們身陷其中。

對我而言,如果要接觸音樂、懂音樂、享受音樂,樂團即是最好的所在,成為樂團的一員,才能深刻地感受音樂,因為我們身陷其中。

瑞士籍的華裔大提琴家楊文信,年僅二十四歲時,就以社會新鮮人之姿考上德國著名的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大提琴首席的位置。隔年(1991)獲得日內瓦音樂大賽首獎後,即獲得許多音樂會的邀約,與許多知名的指揮與樂團合作,並灌錄許多唱片,但在名與利接踵而來時,他仍堅守崗位擔任原樂團的大提琴首席。在弦外之音團於三月邀請楊文信回台演出之際,本刊特地專訪,請他談談他對音樂及其生涯的想法。

身爲一位演奏家,又是大賽的得獎者,你爲何會選擇進入樂團工作?

我的音樂教育與樂團有很深刻的聯繫,因爲我之前的兩位老師,一位是蘇黎士交響樂團的大提琴首席,另一位是柏林愛樂的大提琴首席,後來唸書時到柏林,從來沒有錯過任何一場柏林愛樂的音樂會,我也從未花過一毛錢聽他們的音樂會,因爲我在柏林愛樂的朋友總是想盡各種辦法帶我從後門進去。這個漂亮、華麗、音響很棒的柏林愛樂廳的頂層有一個學生區,沒有人會在意這些學生,所以從來不會被打擾。

我從小對樂團發出的聲響很感興趣,一直就想成爲樂團的一員,我也很珍惜也很感激樂團工作帶給我豐富的收穫。就音樂上來說,有兩個基本很大的類別,一個是歌劇,而這又是整個音樂藝術最高的層次,因爲它結合音樂、戲劇還有舞蹈,甚至文學,所以歌劇是最複雜的藝術形式,也是最難、最深的藝術內容,如最偉大的作曲家們一定有很重分量的作品在歌劇上充分發揮,如威爾第、華格納及莫札特。

另一種音樂形式,就是交響樂,也就是交響樂團演奏的音樂,這也是考驗作曲家是否能夠充分發揮天賦的地方,如海頓的一百多首交響曲、莫札特四十多首等,而馬勒與布魯克納也爲交響音樂開創了新的境界。

對我而言,如果要接觸音樂、懂音樂、享受音樂,樂團即是最好的所在,成爲樂團的一員,才能深刻地感受音樂,因爲我們身陷其中。

當然以身爲大提琴家來說,我不只要拉樂團的曲目,也要拉巴赫的無伴奏組曲,還有其他的大提琴協奏曲與獨奏的曲目。如果要將大提琴的曲目與其他樂器的相比,它的分量還是很渺小。

雖頭頂桂冠,但我依然是我

在你成爲德國最好樂團之一的大提琴首席時,你的能力已經被肯定了。有趣的是,你爲何還會選擇參加比賽?

當一個樂團的團員,不僅要將自己該做、該練的曲目練好,更要接觸不同類型的音樂,如獨奏、室內樂、交響樂等等,這可以幫助自己音樂鑑賞力與內涵深度與廣度的增進。以正常人的歲數來說,人的一生要去認識音樂的世界是不夠的,我期望自己可以接觸更多不同的音樂。

在完成柏林的學業之後,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正巧要招考一名大提琴首席,很自然地,我也就報了名,面試之後,就被錄取了。德國的樂團制度中,第一年是試用期,這一年他們會觀察,你是否符合他們的要求。當然我必須很認眞,每天除了練琴之外,我每天要讀不同版本的譜、聽不同的錄音來了解這些音樂各種不同的詮釋,也想像自己是指揮家,運用這樣的思考邏輯來訓練自己。所以很幸運地,一年之後成爲這個樂團正式的成員,也成爲這個樂團未來四十年的大提琴首席。這是歐洲樂團的特色,只要有能力成爲樂團的正式團員,你的任期就是四十年。

在我進入樂團後,第二年我也開始爲我的獨奏事業鋪路,開始參加一些世界級的比賽。我並未參加許多比賽,其實我不需要靠比賽來烘托我自己,因爲我在樂團的這個位子是很好的,也是一份好工作。但是我期許自己、也挑戰自己有那個能力可以與那些年紀比我小的人競爭。所以我就決定參加日內瓦的比賽,因爲這個比賽的時間在九月,我才可以運用暑假的時間準備。

我自認我的準備很完備,但是這不僅是技術性的比畫,更重要的是對於音樂品味的考驗,而評審們的品味也是很主觀的。最後評審是給了我第一名,但這對我的事業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因爲它沒有改變我對人生的規畫;當時的獎品有獎金、勞力士錶、蘇黎士樂團的合奏及一些音樂會,但我依然是我,這個榮譽只是證明我自己有奪得世界級比賽大獎的能力!

比賽最難能可貴的不是獲獎,而是準備的過程,因爲一個比賽的樂曲,可能 要準備十幾首吃重的作品,這足以激發一個人的潛能,突破自我,將自己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對我而言,每一場音樂會也是一個比賽,我視其爲自我挑戰的機會,同時我也希望來聽的聽衆都可以獲得極大的滿足。

誰說藝術是不懂民主的

你以一個亞洲人的身分,擔任德國最有傳統的樂團之一的大提琴首席,你曾面臨過文化鴻溝的問題嗎?

當時我到樂團工作時,我也擔憂以一個亞洲人的外貌來到歐洲樂團工作是很不利的,後來我證明這種想法很不正確。在我這十三年來的工作經驗中,在我之前有一位小提琴團員也是亞洲人,當我被錄取時,他很高興地過來恭賀我,對我說:「你進來之後,我就不是唯一的亞洲團員了。」我的外貌雖然是亞洲人的而孔,但是我在瑞士出生、在柏林求學、在德國工作,所以我從小接觸的都是道地的德國文化,甚至我的朋友都可辨認出我的德語是瑞士口音的德語,而我的性格、思考都是道地的德國人。

你認爲作爲一個樂團的首席,應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作爲一個樂團的領導者,不僅要具有完備的專業素養,也要有很好的人際關係;這也與個性有關,有人天生喜歡當領導者,而且是比較專制,也有人生性害羞,但不論個性如何,都得扮演好首席的角色。像是柏林愛樂首席安永徹,他具備非常完美的專業,他很少拉錯音,也不會有音準的問題,以專業角度來說,他的確是一位很棒的首席,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樂團首席少有的例子,我想他在這個位子應該是如魚得水吧!

而我的例子比較特殊,因爲我剛畢業就考上首席的位子,他們都視我爲甫出校門的學生,他們雖然都肯定我演奏上的能力,也希望我與他們一起工作,但是他們仍認爲我的樂團經驗是零,不過仍願意給我機會讓我試試看,所以在頭一年我非常努力地學習與觀摩來證明我是可以勝任這個職位。

這幾年工作下來,團員之間雖會有些意見不合,或對指揮有意見,但他們都喜歡透過我來解決這些事情;這雖然成爲我額外的工作,但我知道這是我必須做的事。

在歐洲的樂團,各聲部首席往往有相當大的決定權,尤其是在招考新的團員時,他們的意見常常成爲致命的關鍵。這對我來說,握有這樣的權力,雖讓我更有責任感,但也爲我帶來某種程度的壓力。

巴伐利亞廣播的團員素質很高,每個都是很好的演奏家,所以當我在領導他們時,我不會用命令的方式,我非常尊重他們每一個人,所以喜愛用民主的方式討論;雖然有人說:「藝術是不懂民主的」,我並不贊同這樣的說法,但很幸運地在二〇〇三年時,我們的新指揮 Mariss Jansons,就是一位民主式的指揮。

 

口譯|古曉梅 莫斯科國立音樂院鋼琴演奏博士

整理|賴惠娟 本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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