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人們在蔗田裡發現一對屍首。男女都穿著樂隊的制服，雙手都交握胸前。指揮棒和小喇叭很整齊地放置在腳前，閃閃發光，他們看來安、滑稽，卻另一種滑稽中的威嚴。
一個騎著單車的高大的農夫，於圍睹的人群裡看過了死屍後，在路上對另一個挑著水肥的矮小的農夫說：「兩個人躺著直挺挺地，規規矩矩，就像兩位大將軍呢！」
於是高大的和矮小的農夫都笑了起來。（摘自〈將軍族〉）
問─選擇在這個時候處理陳映真這個題材，有人說，雲門舞集做了政治不正確的選擇，您怎麼看這件事？
林─政治是一時的，文學，藝術是永恆的。文學藝術只有好與壞，沒有正不正確。我們敬愛的楊逵，吳濁流的作品，都曾「政治不正確」被禁。我的「薪傳」當年也屬於「不正確」，如果不是剛好碰到中美斷交，不知能不能繼續演。陳映真的小說感動我，我把那些感動表達出來，沒想太多。
對我而言，陳映真更是華文世界裡舉足輕重，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除了文學之外，他在八０年代創辦的人間雜誌，更具體實踐了知識份子的理想，以紀實報導關心弱勢的邊緣人，並且不斷挑觸知識份子潛在內心的罪惡感。每個人都有生存面的思考，但不能忘記對人群的關照。
問─其實對年輕世代而言，陳映真並不是他們熟悉的作家名字，以此編舞，您不擔心也是「市場不正確」的選擇？
答─我年輕時讀他的小說，就深為感動，讀過，再哭、再讀，「華盛頓大樓系列」，「鈴鐺花」，「山路」，「趙南棟」，「歸鄉」，每ㄧ篇都充滿感動我的能量。陳映真的小說流露出他對小人物的悲憫，對理想鍥而不捨的追求，在我成長時期有很大的影響。我覺得台灣此時最缺乏的就是「感動」，我們忘記了歷史，忘記了過程，但我們不能忘記那些來自於人的故事的感動。陳映真還在寫，他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文學巨人。
思考台灣近代史，不能不談起陳映真。他的小說，透過小人物的遭遇，反映了台灣走過的時代，幾乎涵蓋了台灣近代史裡各段歷史的切面。《山路》、《鈴鐺花》、《趙南棟》以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故事為背景，《將軍族》描素外省與本省族群的下層社會人士的相濡以沫。《歸鄉》敘述到大陸打仗而滯留的台籍老兵，九０年代從返宜蘭故鄉，發現人事全非的哀傷歸鄉路。《華盛頓大樓》系列談冷戰、越戰、跨國公司，以及這些事件帶來的人性荒謬。從光復前後到二十一世紀初，從鄉下到都會，很少作家在創作中有如此寬闊的涵括性，彷彿整個台灣經驗都在裡面了。他是一位嚇死人的好作家，思想性非常強烈，卻永遠從人性的角度來觀照。苦難與救贖是不斷出現在他作品裡的重要主題。
問─除了題材之外，什麼是你對陳映真作品的最大感動？
答─陳映真是一位卓越文體家。他是一位早熟的天才，二十二歲發表的小說《麵攤》，二十三歲的《我的弟弟康雄》就已經充滿荒涼之感。他的荒涼在字裡行間像空氣般堆積。意象和文字編織出迷人的頹廢。
陳映真自承影響他最深的三位作家是：魯迅，契訶夫，芥川龍之介。他的文體兼容了這些人的好處，而自成一格。
提到陳映真，大家總是要提到他人道主義的嚴肅主題。很少人提起他是華人作家中，寫情慾寫得最好的一位。《哦！蘇珊娜》裡他用「皂香的胸脯」去形容男人的身體。在《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裡寫到慾望時，也是極為細膩動人。在陳映真的作品裡，他的政治論述是最無趣的部分，而他小說裡浪漫，優雅，頹廢的文字美，才是使人欲罷不能，回味再三的部份。
從八○年代起，我就在思考如何把陳映真《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編成舞蹈，卻始終找不到適當的表達方法。這兩年，《陳映真．風景》逐漸成形，從他小說的意象出發，來尋找一種舞蹈的形式。我在想是不是能夠捕捉到他文字裡的芬芳氣味。
問─以陳映真作品編舞，最大的挑戰在那裡？那些部分花了你最多的時間思考？
答─陳映真的作品裡，即使在說時代的煙雲，卻有著各種對時代「人」的形象與描述，像空氣一樣在字裡行間流動，是一幅幅為台灣人的「造像」。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美學模糊的年代，但在陳映真的作品裡，不管是《兀自照耀的太陽》裡的醫生夫婦、《山路》裡蔡千惠的悲苦、《將軍族》裡的被賣為妓的女孩與喇叭手的老芋仔都有一種「人性的姿勢」。你讀《兀自照耀的太陽》，可以看到一個中產階級醫生家的擺設，精緻的咖啡杯子，女主人安靜的憂傷，客廳裡優雅的探戈，這些東西非常清淡、平靜，但其中卻充滿著「精細的文化人的氣味」。
其實，和這支舞工作到最後，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對於美學的斟酌，怎麼樣呈現出那些歷史中台灣人的形象、身段與感情。我們所說的那些「manner」是舞蹈裡最難處理的一環。在舞中，我用了德布西的音樂、李臨秋的《補破網》、還請服裝設計林璟如從前輩畫家李梅樹的人物畫《白衣女子》裡找到角色形象的靈感。我致力於人物的素描，情境的刻劃，沒有讀過陳映真小說的觀眾，也可以很容易進入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