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啊！裝在很精美的玻璃杯子裡的酒；似乎只有醫生一個人懂得室內音樂； 戰前社交界流行的令人迷亂的探戈舞曲………魏醫生總是靜靜地喝著酒然後就和京子婆娑地跳著舞。（摘自〈兀自照耀著的太陽〉）
在那一條山路上，貞柏桑，我整個的心都裝滿著國坤大哥的影子……他的親切和温暖、他朗朗的笑聲、他堅毅而勇敢的濃黑眉毛，和他那正直、熱切的目光。
………我以渡過了五十多年的歲月的初老的女子的心，想着在那一截山路上的少女的自己，清楚地知道那是如何愁悒的少女的戀愛著的……. （摘自〈山路〉）
問：編舞家林懷民這一次以您的作品入舞，您在初知林懷民的這個作品構想時，是什麼心情呢？
答：林懷民是個眾所公認的傑出舞蹈藝術家，他告訴我要做這件事時，我一開始便對他說，你完全放手去做吧，這是你自己的創作。無論如何這都是以林懷民為主體的藝作創作作品。舞蹈演出時，所有一切光榮與成就都是屬於編舞家的。他不是改編我的作品。它是林懷民的另一個創作，只不過是取了我的部分小說作為創作的題材，我感到很高興，很榮幸。
「藝術的成就是後世的人決定的，不是自己鼓吹的。」
問：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已不熟悉「陳映真」這個名字。但對一九七、八○年代的年輕人而言，陳先生的小說作品及曾做過的事，包括《人間雜誌》的創辦，曾經彰顯著重要的精神價值，您如何看待自己在那一個時代裡做過的事？
答：愧不敢當。不敢說我有太大的價值。只能說，我對人生、對人、對生活、對審美的看法比較不同。這不同，不能說是我特立獨行，而多少與我年輕時讀的書如魯迅、茅盾的作品及三十年代的文藝理論給我的影響有關。
問：有人說；「您是永遠的革命家」，「永遠的社會主義者」，你對於這樣的評價，有什麼看法？
答：這種評價，可有好意，但也未必沒有一些貶意或嘲笑。另外也有人說我是「最後的馬克思主義者」（笑），但對我來說，這僅是我對生活、創作、審美有我在青年時代所受影響的影子；那些創作觀念，那些對生活的看法，已不是目前大眾消費時代的看法，可能因此而和別人不同。
第二，那樣的藝術觀，以及對於人、對於生活的看法，經過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後，那一代人的審美體系已經被消滅了，在我們當前這個時代人的人生觀、社會觀及創作觀，更多地受到西方所流行的看法影響，例如人家有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我們也就打著折扣引進。在這一方面，我做不來，因此我有一些不一樣吧。
藝術的成就是後世的人決定的，不是自己鼓吹的。我從不想著刻意要寫出「好」作品，好流傳百世，藏諸名山，而即使天天那樣想也沒有用，真正偉大的作家、藝術家，如托爾斯泰、莎士比亞、曹雪芹，他們的偉大不是自己想來的，而是經過時間洗鍊才受到人類的讚揚與承認。
「文學是為了使那些沮喪的人重新燃燒希望，受凌辱的人重新找回尊嚴」
問：在您的小說中，常常可以感受到您在描寫小人物時呈現的「悲天憫人」，以致後來在《人間》雜誌都有這種強烈的特質存在。您在這個時代，對於「悲天憫人」有沒有新的看法？
答：我們這個時代，乍看是亮麗堂皇而燦爛的世界，但如果往深處看，在繁華街道之後還有一條後街，後街的景像便完全不同。今天人類的成就與富裕、飽食，背後其實隱藏著一群也創造了這社會的財富，卻一直沒有受到關注的人們，在後街裡生活著。
今天，人們翻開雜誌，便看到俊男美女、財富健康、輝煌璀璨、幸福舒適，整本雜誌連同廣告在內，都在宣傳這種價值。《人間》雜誌之所以不一樣，並不是它怎麼「悲天憫人」，只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人生，於是，我們忽然看到一些沒有臉的人，我們從來吝於多看一眼的人們，但這些人站在街頭角落，仍然有他的尊嚴，有他面對挫敗、苦難的勇氣與力量。當我們看慣了輝煌璀璨，竟然看到還有這一批人──這一些也參與了創造社會的輝煌璀璨的人──活著，但結果卻被當作是不合格品、報廢品，完全被忘記和拋卻忘懷……。
描寫這些社會現象的作品，在文學裡有很多，如歐亨利、狄更斯所描寫的世界，描寫工業化時代背後的陰暗與悲慘，卻仍有尊嚴與生之力量的底層人物，他們有反抗，有悲傷，甚至也有歡笑的世界。
文學的本質，很多時候都不是用來歌功頌德、錦上添花。文學是為了使那些沮喪的人重新燃燒希望，受凌辱的人重新找回尊嚴；悲傷的人得到安慰。這是我對文學藝術的想法。
「我從來沒想過要成為舞台燈光的焦點；自然也就沒有不受到聚焦的寂寞。」
問：相對資本主義的全速發展，時代常常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家可以螳臂擋車的，後街的人永遠存在，在過去長期以來對價值的堅持裡，你如何面對挫折，如何繼續堅持？
答：我們的經濟漸好之後，越來越多人忘記底下世界的成員。自以為我們已躋身富裕之國。事實上我們的經濟裡存在著很多對於強國依附的問題。但我們所想的，所模仿的都是高度發展國家的行為與思想，忘了世上還有遼闊的第三世界，在這些第三世界裡的人，比我更英勇地在奮鬥和創作，表現人們對於正義和幸福的吶喊。
他們的文學也是如此，關心人，關心人的生活與命運，在第三世界，這吶喊與反抗依然強而有力。只是在我們的社會裡，充滿了犬儒主義、譏笑和模仿，跟著主流和中心世界文壇的流行，忘了身邊受苦的人的生活。
用現在的話講吧，我是一個比較退流行的人。為什麼繼續走下去，我自己反省，想來想去，覺得自己沒有錯吧，只是固執。第二，我從來沒想過要熱鬧、被別人捧著，鑼鼓喧天，成為舞台燈光的焦點；自然也就沒有不受到聚焦的寂寞。
問：這幾年，生活中有沒有讓你覺得溫暖的事 ？
答：很多。最讓我成長，最讓我對人性懷抱著堅實不移信心的是在辦《人間》的那五年。工作的條件很艱苦，但在每一次採訪中，我們都是收穫者而非給予者，我們在具體的採訪寫作與攝影中得到力量，看到真正的人的尊嚴，這些底層人物面對生活的態度給我們極大的教育。以至於當《人間》雜誌要關門時，我接到很多人來信勸我不要難過，說：「我們這個時代不配有這樣的好雜誌，就讓這個時代沈淪吧。」弄得我反而要寫信去安慰讀者們：不要太悲觀，不要太憤世嫉俗。
這些都是難忘的經驗，我只能說現在的藝術家，文學家太忽視、太蔑視人的心靈需要與生活，他們根本不到生活裡面去，不描寫人，不描寫生活。
「我只是相信，堅持相信，人有願意對受苦的人伸出手、一同流淚那一面」
問：您曾說，魯迅是影響你最大的作家。但與魯迅不同的是，您一直有長期而強烈的樂觀。
答：最近我在深圳看到一系列關於大陸愛滋病的報導，看到許多年輕志工深入愛滋病村幫助病人，常常令我滿眶淚水。現在大陸社會裡，很有不少的人也追求亮麗、流行、名位等，但還是有人在看到河南愛滋病村的故事時，把工作辭掉了，和病人們生活在一起。他們所講的話和當年我們在《人間》雜誌時所講的話是多麼的相像，他們說：「不是我們特立獨行，或特別有同情心，是這些人的生活教育了我們。」
魯迅在寫《墳》時，後來也覺得太黑暗，太絕望了，在結尾時勉強讓主人翁的墳上開出幾朵小小的花來，讓故事有一些亮點。我其實和他的想法是一樣，一方面表現人在不公平的機制裡所遭遇的噩運。但人都有兩面，有貪婪、好逸惡勞，追求舒適的那一面，但也同時有願意對受苦的人伸出手、一同流淚的這兩個方面，都是人的本性，我只是相信，堅持相信，人有另外的那一面，如此而已。
問：在《將軍族》裡，三角臉說了一段話，很悲的結尾，如果三十年後再看這個結尾，會有變化嗎？
答：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二方面他也會被環境所撥弄 ，我們在現實社會裡看很多人那麼悲慘，噩運接連而來，連一個寫小說的人都不敢如此安排一個人的命運，因為太超乎人正常的想像，但它卻在受苦的人的生活裡經常發生。有些人好事一件件來，就算投機取巧，總是得逞，但有些人卻被一隻無形的手，推向無告的命運裡。人生的確有這一方面，所以我那幾句話，應是對那個把人推到淪落的深淵裡，某種不知道但客觀存在的社會機制的抗議。
「我希望年輕人，年輕創作者多回到生活現場，去認識人，認識生活」
問：剛談到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另一方面他會被環境所撥弄，您自己覺得你的人生比例如何？
答：基本上，我對自己的人生是感到幸運和滿意的。從政治牢裡出來的人，能夠像我這樣，勉強糊口之餘，寫出來的東西，在很小的範圍內還能起一定的作用。和我一起出獄的朋友不少人受盡壓迫，顛沛流離，比起他們我幸運多了。
《人間》雜誌所報導的，在現實生活裡活得那麼艱辛的人，但他們不活得令人憐憫、厭惡，噁心，相反地，他們發光發亮，凡是這些都讓我覺得幸運，而且不應該白白享受這些幸運，我最大的快樂還是在寫作上，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反映一些生活中的人，在飽食的時代，提醒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問：對四、五年級生的世代而言，陳映真曾是「理想」與「堅持」的帶領者，對於現在的年輕世代，您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答：我們生活在過去數代中國人所不曾經歷過的富足，在這以前，百千年歷史的人都生活在物質貧困的時代，只有貴族與皇室可以過比較好的生活。這個短暫的時期，能不能千年萬代延續下去，是非常大的疑問。
今天所謂的恐怖主義，有人覺得他們很野蠻，但在我看來是充滿悲憫的，這是被強國羞辱、掠奪到極點的人所做的最絕望的抵抗，九一一事件並不是一群魯莽的人所做的事情，這些人是在他們貧窮的國家中所難得培養出來的菁英，這是一個最絕望的民族所做的殊死抵抗。
我要講的是，生活裡絕不只存在我們僅知的網咖，甜美的生活，或官能的快樂，遼闊的生活裡，存在著無限的思索和創作的可能性。我希望年輕人，年輕創作者多回到生活現場，去認識人，認識生活，接受他們的教育與啟發。那麼就不會把創作當成勳章、刺繡來看待，一心想著如何把勳章掛在胸前，如何把刺繡披在肩上，接受別人的喝采，文學與創作的事情遠遠不是這樣的。它應該關心人，理解人，關心生活，理解生活，如此才能發出動人的火花。我們看偉大的藝術創作，文學創作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火花，如杜斯妥也夫斯基、高爾基、托爾斯泰、魯迅，沒有一個寫光華絢麗，錦上添花、或者攬鏡凝望自己裸體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