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姚一葦小檔案

▲姚一葦（1922-1997），原名姚公偉，生長於江西鄱陽，祖籍南昌。

▲一九四六年廈門大學畢業後，來台在臺灣銀行就職，三十五歲起先於藝專、政戰學校、中國文化學院藝研所和影劇系等校授課二十餘年，一九八二年，提前自台銀退休，創辦國立藝術學院戲劇學系，是首屆系主任兼教務長。

▲在劇作、美學、理論、批評、散文等領域成就斐然，自五十年代起參與《筆匯》、《文學評論》、《現代文學》等重要文學刊物編務，被文學界譽為「暗夜中的掌燈者」。現代戲劇推廣上，主持了五屆的實驗劇展，栽培眾多創作與教育人才，廣受劇場人士尊崇為「一代導師」。

▲一生著作有劇本創作十四部、學術論述七部、散文評論五本。

若不瞭解大時代因素與政治迫害在姚一葦身上所造成的影響，就很難真正解讀他的戲劇作品，尤其是《紅鼻子》、《一口箱子》、《X小姐》這三部劇作。若按張健在〈姚一葦戲劇的一正一反〉文中所界定，這三齣戲的性質都是屬於「反」：「所謂反，則意指懷疑人生，諷刺人類，乃至否定人生的價值。」一九二二年出生的姚一葦先生，常說自己是喝著五四奶水長大的。那個年代，內憂外患，戰火連連，五四運動聲嘶力竭地喚醒知識分子們的社會良知，是一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時代。但，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前，甚至是今天的中國大陸，海峽兩岸的政權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經常是緊張、剝削與迫害的。於是，繞著圈子說話，以象徵隱喻等符碼來傳達一己之言，是一葦先生創作的重要特色；在一葦先生的戲劇世界裡，真正的核心動作是無法用自然寫實風格來白描的。

《紅鼻子》寫作背後的沉痛心情

一九八九年，我與一葦先生在台北國家劇院聯合導演《紅鼻子》。作為劇作家的姚先生平常強調「不解釋自己的劇本」，在籌備與排戲過程裡，一葦先生僅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三日的第一次總設計會議中、用約莫一小時的時間解析《紅鼻子》的象徵意涵。在導戲過程裡，一葦先生每次排演必到，但秉持著一開始姚先生即確定的工作原則：「排演場裡只能有一個聲音！」有關導演之各種作業與執行，一葦先生幾完全交由我處理，我也憑一己的直覺和理解來創作，甚少請問劇作家本人。一葦先生對《紅鼻子》的整體成績是相當滿意的。

不過，我對自己把劇終場景（王珮珮於紅鼻子下海救人時絕望地呢喃著「他不會回來了！」）氛圍經營的非常沉重悲慟且惶恐不安，始終有些「疑惑」，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春節拜年時，我帶著負荊請罪的心情請問一葦先生：「會不會過於強調了？近乎已提出答案了。」這時候，距離《紅鼻子》一九六九年發表在《文學季刊》已整整廿五年後，因台灣解嚴言論自由了，一葦先生才坦白且完整地告訴我寫作這戲的心理背景：《紅鼻子》是在非常痛苦的心境下寫成的。當時，陳映真因《文季》被捕入獄，陳耀圻也被抓起來，而他自己，早在一九五一年，已育有二子的他，只因有人告發他接了一封他自己從未接到過的信，從八月被關到次年三月。我聽了極其震驚，「所以，你說，『他不會回來了！』是對當時政治環境一種痛苦的反射！」一葦先生篤定地點點頭，「當時，誰也不知道這些人被抓了會不會放回來，心情非常苦悶絕望。」

「這是一個好可怕的時代，我剛好碰到了。」

一九九七年一葦先生辭世時，陳映真在追念文字〈洶湧的孤獨〉裡，回憶一九六九年他在牢獄中讀《紅鼻子》時的撼動：

有誰能比一個突然被捕、被拷訊、被投獄而失去一切正常生活的人更理解先生所寫的、被不可抗的原因而和外面的生活斷絕關係的世界呢？我逐字讀著劇本，彷彿感覺先生穿過眾神袖手的獄牆，如同往時在先生家客廳那樣，向我傳來諄諄然、靄靄然的安慰和鼓勵，使我不能不面壁屏息，抑制滿眶的熱淚。

一九九四年春節的談話，是我通往一葦先生戲劇靈魂的一把鑰匙。一九七七年參與《一口箱子》世界首演製作時，我還是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戲劇組的研究生，研讀這個劇本時，我們用西方「荒謬劇場」套在這個劇本上，事實上，最荒謬的是姚先生成長的年代。一九三八年，原名姚公偉的一葦先生出外就讀中學，因八年抗戰有家歸不得，十九歲高中最後一年無故被關了一個多月，一九四六年大學畢業，原擬先渡海來台灣銀行安定工作，孰知兩年後政局劇變從此與故鄉家人斷了音訊，而他在廿九歲時又因白色恐怖再度被捕。

在陳傳興教授領隊拍攝的《姚一葦口述自傳》裡，一葦先生直言他寫《紅鼻子》時澎湃的感思，相信那也是一九七三年寫作《一口箱子》的心理環境：

你看這個世界，你看這個世界，你說什麼是可靠的？……被捕，被抓，送上刑場，那些……那些……那不是很荒謬的事情？For what? For what?現在，如果那些人再活回來的話──確實是白死了一場……

對人生的瞭解上，經過這麼多挫折，越來越虛無，非常空虛，以往的價值觀都覺得沒有意義……

不發自心底的東西是不能寫的。

這是時代的問題。這是一個好可怕的時代，我剛好碰到了。

「現在，連名字都沒有了。」

然而，在姚一葦先生十四齣劇作裡，最消極的是一九九○年寫成的《X小姐》。

從廿四歲便來到台灣的一葦先生，因政治因素在台灣定居了此後五十一年，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生命才華奉獻給這塊土地這裡的人民，但，當台灣一九八七年解嚴，才邁進「民主」，政客的野心隨即踐踏才綻開不多時的民主花朵。「省籍情結」被政客刺辣辣炒作不已，手段猙獰，如高舉血淋淋的豬頭下掛著「外省豬滾回去」的牌子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當年已六十五歲在台灣落地生根已四十一年的姚一葦，陷進「這是哪裡？」「我是誰？」「何處是我的故鄉？」種種大哉問裡。一葦先生近乎絕望地沉重告白：

我真的是面臨創作上的困境。

實在是，到了這樣，真的，除了變成一種符號以外，什麼也不是。徹底的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我們所能保留的、能支配的，統統都沒有了。現在，連名字都沒有了。

Nobody，就是說，不是somebody，而是nobody。

我真真實實地面對我的環境，但，重新開始，是太慢了。

《姚一葦口述自傳》

寫《X小姐》時，姚一葦悲觀地不認為有「重新開始」的可能，然一如張健早在一九七七年所歸納出來的「姚一葦戲劇的一反一正」法則，三年後，一九九三年，姚一葦發表了最後一個劇本《重新開始》，且在一九九五年親自執導，飾演男主角丁大衛的，是廿七年前寫作《紅鼻子》時被捕入獄的陳耀圻。

在一葦先生辭世十週年後的今天，我很好奇地想著，這十年來，台灣的政治亂象只有越來越沉淪，商業掛帥惡質媒體腐蝕著社會民心，強調「絕不當空頭文學家」的一葦先生，如果仍活著目睹這一切，他的悲憤，將是情何以堪呢？！

延伸閱讀

《表演藝術》雜誌第55期「紀念專輯／姚一葦」，p.20-30，1997年6月

姚一葦劇作年表

●《來自鳳凰鎮的人》（三幕劇），1963年

●《孫飛虎搶親》（三幕劇），1965年

●《碾玉觀音》（三幕劇），1967年

●《紅鼻子》（四幕劇），1969年

●《申生》（四幕劇），1971年

●《一口箱子》（獨幕劇），1973年

●《傅青主》（二部劇），台北：遠景出版社，1978年；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

●《我們一同走走看》（獨幕劇），1979年

●《左伯桃》（京劇），1980年

●《訪客》（獨幕劇），1984年

●《大樹神傳奇》（獨幕劇），1985年

●《馬嵬驛》（三幕劇），1987年

●《Ｘ小姐》（獨幕六場），1991年

●《重新開始》（二幕劇），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