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奧尼爾仍是我最心儀的當代劇作家，他的《長夜漫漫路迢迢》也仍是我盼望能夠一再重讀的劇本，但這樣說又總讓我不由想到《雙姝怨》，兩者在絕對不同的政治立場，生命卻同樣地瀰散著令人心痛的悲傷。因為「性別／身分」是在這樣複雜的文化脈絡中被建構，而反映了支配與權力的美麗與哀愁。
新點子劇展—愛情說—《雙姝怨》
11/8～10 7：30pm
10/10～11 2：30pm
台北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INFO 02-33939888
假若有人問我：最心儀的當代劇作家是誰呢？我毫不遲疑地會說：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他的經典劇作《長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1956），從少年時代讀到這個劇本開始，至數年前重讀一次，同樣深深吸引住我，對生命也再一次充滿憂傷。
從歐尼爾的詩化寫實主義看《雙姝怨》
一九一○年代在美國興起的小劇場運動，與一九二○年代尤金．奧尼爾在百老匯的崛起是有關連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奧尼爾具有中產階級品味的「詩化寫實主義」；不可否認，他的個人風格提高了美國戲劇的成熟度。因此，一九三四年莉莉安．海曼的代表作The Children’s Hour（中文劇名沿用電影翻譯片名《雙姝怨》），出現在「文學劇場」己形成美國劇壇的主流之中，因被認為涉及到當時算是禁忌的「女同性戀」話題，又把主流推進到女性「身分認同」這個敏感的議題上；到了戰後像田納西．威廉斯的《慾望街車》（1947）等以「女性」作為中心主題的劇作出現，「性別／身分」所意味的女性、人種、性就更進一步成為六○年代在「劇場革命」中的主要議題。這個脈絡的發展，也讓我在重讀《長夜漫漫路迢迢》之餘，忍不住會以奧尼爾的「詩化寫實主義」比較《雙姝怨》在歷史命定中的女性。
尤金．奧尼爾的「詩化寫實主義」，不只是要書寫出語言的詩感，舞台裝置及燈光設計也都包含在詩感之中，雖以日常話語的敘述，竟使全劇散發著命運悲劇的象徵意味，這樣具有壯大感的美學，基本上標榜的仍是異性戀主義的白人男性主體；而《雙姝怨》中兩位女性主人翁所反映的，又恰恰是被這樣的白人男性文化逼回肉體深處，尋覓陰性話語的敘述主體。這樣的壓抑在《雙姝怨》的劇中人身上，與其說是一個弱勢階級的問題，還不如說就是一個跟支配與權力有關的政治問題。
不同的政治立場，一樣的生命悲傷
尤金．奧尼爾仍是我最心儀的當代劇作家，他的《長夜漫漫路迢迢》也仍是我盼望能夠一再重讀的劇本，但這樣說又總讓我不由想到《雙姝怨》，兩者在絕對不同的政治立場，生命卻同樣地瀰散著令人心痛的悲傷。因為「性別／身分」是在這樣複雜的文化脈絡中被建構，而反映了支配與權力的美麗與哀愁。當我決定把莉莉安．海曼的《雙姝怨》搬到台灣的劇場時，我也決定了劇中兩個女人的故事，一定要在一個瀰散著美麗與哀愁的殖民地發生。
文字｜王墨林 《雙姝怨》導演
壓抑的女性情感，低歛的形體美學
王墨林《雙姝怨》 召喚殖民的身體記憶
文字 廖俊逞
去年得知罹患癌症之後，「死亡」對劇場資深編導王墨林而言，似乎越來越具體，也促使他開始探索死亡與存在的關係，回溯過往記憶，並將之轉化為創作美學的思考。他說，最初浮現腦海的是電影《時時刻刻》中吳爾芙的死亡場景，他發現女人對死亡、對身體的態度竟是如此百轉千迴，如此牽絆、迷人；於是讓他決定將年輕時讀過的美國劇作家莉莉安．海曼（Lullian Hellman）的劇本《雙姝怨》The children’s hour搬上舞台，透過戲裡兩個女性之間的曖昧難解的關係，訴說女人深邃幽微的愛與死。
《雙姝怨》六○年代曾由好萊塢導演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搬上銀幕，影星奧黛莉．赫本、莎莉．麥克琳主演。王墨林依據原劇的第三幕而改編為一齣獨幕劇，背景從美國置換為一九四○年代殖民時期的上海和台灣，在劇中移植自己童年的身體記憶，滲透殖民文化的美感。「雖然我是外省人，但卻是在遺留著日本殖民氛圍的眷村長大，住在日式老房子裡；出生的時候，是日本接生婆把我接生下來，直到唸中學時，每年過年都還有師傅到院子裡幫我家換洗榻榻米，而睡在榻榻米上、床頂掛著蚊帳，那種日本房子的身體感，是我不能逃避，也不能掩飾的身體記憶。」
改編後的《雙姝怨》聚焦於兩個女子相互扶持、相互依戀，卻非「女同志」一語可以化約的曖昧情感，她倆既共同擁有過去的記憶，又一起面對未知的命運，從手帕交到相濡以沫，歷史即使翻轉，她們的心靈卻仍然深深囚禁於殖民記憶之中。劇中兩個時代場景交相對照，如前世今生，又如時間座標上兩座孤島，不同時空背景，同樣的女性命運。王墨林說，他嘗試運用極簡的劇場美學，幾乎不用配樂、簡約的燈光、低歛的形體，建構出那個壓抑的時代氛圍中，一切彷彿停滯，只有時間汨汨流動，兩個女子絮絮叨叨、私語竊竊，吐露著她們的美麗與哀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