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市場日趨萎靡，除了唱片公司所稱的受到網路數位下載的衝擊、導致實體銷售的下滑之外，同質性太高、欠缺獨特性的專輯氾濫，也是導致樂迷離去的主因。所以，尋找創意新力量，仍是開闢藍海的不二法門。本文即以台灣獨立樂團的發展為例，看到他們如何在商業體系之外，透過live pub或「春天的吶喊」等另類表演場域，誠實揮灑自己的創意，打造他們與樂迷共享的音樂天堂。
台灣的唱片市場近年來是很萎靡的。各大唱片公司的發行量減少，新人的專輯常常市場反應慘淡，推出三個月卻只有幾千張銷量的大有人在。要不是最近出了個星光幫，坦白說，我已經記不起台灣到底有多久沒出過一個大受歡迎的新歌手了。
除了盜版跟MP3的問題外，現在音樂產品另一個難以吸引樂迷的重要原因，是市場上音樂的同質性太高，缺乏獨特且足以吸引樂迷的專輯。紅了一個創作人，於是各家歌手都跟他邀歌，結果就是大家都唱起了中國風或R&B，買十張專輯跟買一張專輯並沒有差別，因為收錄的東西都大同小異。相較之下，創作樂團或歌手的情況可能就比較好，因為多數是自己寫的歌自己唱，樂手能充分地詮釋出歌曲的情緒和理念，而不只是將旋律唱出來。
從翻唱到原創
回顧獨立樂團的發展，其實搞樂團的不是沒有模仿過別人，但有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就是一九九三年「刺客」首張專輯的成功，大致上劃分了樂團做「翻唱」與「自創」的兩個時期。在一九九三年之前，台北各大live pub中，不論是個人或樂團，唱自創曲的都是鳳毛麟角的少數。一九九○年代初期，玩團的人所引以為屌的，是「翻唱的歌曲跟其他人不一樣」，別人翻唱邦喬飛（Bon Jovi），我就翻唱Sex Pistols，但是不管翻唱誰的歌，翻唱得再好、再像，翻唱者充其量也就只是一個優秀的copy cat而已。
這種翻唱現象其實跟台灣當時仍嫌青澀的音樂大環境有關，多數樂迷還是崇拜國外的名團和他們的經典名曲，對本土音樂人的創作則是興趣缺缺。現在紅透半邊天的台客搖滾教主──伍佰與Chins Blues，在當時知名的live pub「人、狗、螞蟻」嘗試唱過自創歌曲，結果台下反應奇冷，甚至只要當天店家是安排唱自創曲的團演出，進場觀眾都只有小貓兩三隻，原創樂團市場十分慘淡。回頭說刺客，他們首張專輯《你家是個動物園》的成功，從廣泛的意義上講，代表的是這個時期的台灣樂迷聽的，和樂團之間比較的，已經不再是哪個團模仿得有多像，或是誰又把國外一首很難的歌給練起來，而是在這些廣泛聽取國外音樂的功底成熟之後，該去創作完整屬於自己的音樂了。
另類表演空間聚合音樂族群
接下來的幾年，是台灣獨立樂團和創作歌手的鼎盛時代。一九九五的「春天吶喊」獲得廣大回響，成功地將樂團文化推向檯面，越來越多樂迷開始被獨立樂團所吸引；同一年，伍佰與China Blues的專輯《浪人情歌》大受好評，於是奠定下今日台灣搖滾天王的地位。就是因為這一連串樂團圈風起雲湧的盛事，各大唱片公司開始意識到，樂團可能會是下一波音樂市場的主流，因此紛紛與樂團簽約，現在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樂團，例如糯米團、脫拉庫、亂彈……都是在這段時間發行了第一張專輯，現在號稱台灣第一天團的五月天，也是在這段時期出道的。
從台北各大展演空間的特色來看，其實也反映了樂界人士對於音樂的看法。例如位於新生南路的「女巫店」，除了它強調女性觀點的特質外，也十分強調表演者與空間、觀眾互動的能力，所邀請的樂手較傾向女性或是少數族群的音樂人，例如現在已經十分有知名度陳珊妮、張懸，客家金曲歌王謝宇威等人，都曾經在女巫店表演過。位於羅斯福路的「河岸留言」，不管是獨立樂團或是已發片的線上歌手都會在此演唱，店主甚至開辦了教授專業音樂課程的「河岸音造」，強調樂手在追求創作之前，具備紮實音樂根柢的必要性。位於師大路的「地下社會」，在樂團現場表演之外也有DJ現場播放音樂，強調的就是欣賞音樂的多元品味，提供樂迷一個匯聚志同道合者的交流空間。
音樂創作，要創造商業潮流
對於音樂的誠實與堅持，並不是指樂團應該要去反對商業，「說實話，哪個樂手不想站在十萬人的舞台上表演？這個十萬人的舞台就是商業，所以商業本身並沒有錯。」刺客團長緯緯這麼說過。從這個觀念出發，製作音樂應該要抱持的基本理念就是：要用音樂創作，去帶領或創造商業潮流，而非依據眼下當紅的音樂潮流去創作音樂，並且要包容並尊重異質音樂文化。周杰倫的中國風編曲沒有錯，陶喆的R&B沒錯，麻吉的hip hop也沒錯，因為他們是用自己的特色做出屬於自己的音樂作品，但是因為這些人紅了，所以就想要學他們也做中國風、嘻哈、節奏藍調的歌手跟製作人就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身為喜愛音樂的聽眾，我們期待有更多好的原創樂團站上舞台，當然也希望有更多有創作才華的音樂人出線，我們不管地上或地下，商業或非商業，只要能用音樂誠懇地感動聽眾的，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音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