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帶來的文明香氣如一股魔幻之風，無孔不入滲透了生活…在台灣文學的範疇裡，若以這股清香來做世代區分，有兼具漢學與新教育背景，文學創作多從古典漢詩文起家的賴和、楊守愚這樣的世代。再晚幾年，台灣教育令實施，則有四○年代前後大放光彩的日文作家如楊逵、翁鬧、呂赫若、龍瑛宗及張文環等人，幾乎都是這波香氣薰養長大的。
在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描述主人翁胡太明走進新教育體制的公學校，為教室的明亮感到吃驚，圖畫、唱歌、體操等科目也讓人覺得新奇有趣。這是二十世紀初期，有些台灣孩子頭上還留著辮子，空間裡瀰漫著一股清香味道，太明想起村子裡有那麼一兩個人物，一身做作說日本話、抽日本菸、從口袋裡掏出白手帕來擦汗，他們身上也有一股香味，鄉下人稱為「日本味」的一種文化的氣息。如今，帶著「日本味」的老師，走進教室，打開書本，教導清潔，教導文明，文明的香氣。
漢文兄輩與日語弟輩，兩代文學人的不同命運
帝國主義帶來的文明香氣如一股魔幻之風，無孔不入滲透了生活，餵養孩子們新的血肉。在台灣文學的範疇裡，若以這股清香來做世代區分，和太明一同走進學校的這批人，多半兼具漢學與新教育背景，文學創作多從古典漢詩文起家，或搭一小段中國白話新文學的順風車；他們是像賴和、楊守愚這樣的世代。再晚幾年，台灣教育令實施（1922），文明香氣進一步廣泛散播，四○年代前後大放光彩的日文作家如楊逵、翁鬧、呂赫若、龍瑛宗及張文環等人，幾乎都是這波香氣薰養長大的。
這兩代人構成了戰前台灣文學的主力，但若將之視為兄弟輩分關係，兩者差異除了對文明╱現代認知態度不同，文學命運與書寫語言上也有所不同。兄輩作家因為未能順利接續中國新文學以降的發展，加以漢文寫作受到禁止（1937），文學路斷；相對弟輩作家則流暢使用日語成為知識啟蒙與文學書寫的主要工具，又身處三○年代前後文化資訊相對蓬勃的環境，在文學野心與技藝都表現出比較積極的態勢。
日語世代作家群裡，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可說是創作量最為可觀，風格亦各具特色的三位。其中，來自嘉義梅山的張文環（1909-1978），小說風格樸素細膩，以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與豐沛現實材料見長，深受評論家重視，亦曾帶頭創辦文學雜誌，是當時文壇裡被推為班長型的人物。其經歷某一程度也反映同代作家共同的理想與幻滅：透過求學立身出世、敏感而憤恨於殖民地的悲慘現實、參與左翼運動而後頓挫、從對現代文明一昧傾心轉向傳統文化的再評價，從東京文化浪遊到故鄉土地的回歸。
堅持「土地的芳香」，張文環用日文寫台灣色彩
對張文環這批吸取文明香氣長大的作家來說，在接受來自殖民者所灌溉文明的同時，如何拒絕其中所隱含的教化與差別？操著殖民者語言的筆又該寫怎樣的殖民地文學？這些又愛又恨、相生又相斥的難題是日語世代作家內心深沉的考驗。在張文環，解決這些困惑的關鍵詞之一是「土地的芳香」，他自青年時代自我期許「以日文寫出具有台灣色彩的文學」的目標始終不曾變異，甚至可說隨著年歲更加執著。其小說《夜猿》（1942）以梅山山居為場景，雖然故事微小得讓人摸不著頭緒，但張文環以用情至深之筆，捕捉天地萬物各種情姿，其聲響動態，宛如山風迎面吹來，有種浮世塵埃盡去，反璞歸真的魔力。
創作於同年的《閹雞》是另一部高知名度的作品，刻畫現代化所造成之社會變遷，此外，四○年代作家普遍關注的女性問題（呂赫若、龍瑛宗亦曾嘗試多篇以女性為主視線的小說），也成為《閹雞》的重點，通篇仍見張文環洞見人情風俗之功力，但在理念先行與女性角色設計是否流暢合理，則見仁見智（事實上，張文環小說經常出現評價兩極的情況）。《閹雞》之所以成為張文環最為人所知的作品，應與一九四三年林摶秋將之改編戲劇公演有關。在戰火最為熾烈的時刻，《閹雞》得以突破重圍演出，且透過情節、服裝、音樂、置入了大量漢色彩，在當時實非易事，也因此在受壓抑的人心裡掀起了巨大的反響。
六十五年後，台南人劇團要再次把這部戲搬上舞台，無論對劇情、角色將有怎樣新的詮釋搬演，都頗令人期待。畢竟，這是一次台灣文學被新鮮閱讀的成果展現。戰前台灣文學，其實並非很久以前的事，但它們與現代台灣讀者之間的距離卻極為遙遠。許多時候，我們方便熟悉數百年來的中西文學點滴，卻未必留意身邊留有土地芳香的文學。儘管近年所謂本土化盛行，但對戰前台灣文學的閱讀，似乎總還難以擺脫過分簡化輕蔑或是過於嚴肅抬舉的二元對立問題。戰前台灣文學的閱讀，一直還沒有變成一件有趣的事情。
異質的新文學，苦悶而傾斜的心靈圖像
放輕鬆點來談，閱讀賴和、楊守愚、王詩琅等漢文作家在文學草創階段所留下的篇章，雖然不見得成熟流暢，但那種文白夾雜的崎嶇感有時別具吸引力，而當一個陽春文體負載了龐大的控訴與吶喊，又往往是最令人感動無言的時刻。至於日文世代的文學則展現了年輕作家對文學議題的新開發，對寫作技巧的新探索。對比二○年代崛起的兄輩作家，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這代人在四○年代前後寫出了一種新的、異質的文學，儘管仍然恪守著前輩們現實主義文學的沉重使命，或明或暗，他們也置入了許多關於城市生活、個人內心世界、現實與理想的衝突、自我追尋的題材，而這些題材說起來正是二十世紀前半現代主義文學形成與發展的最大特色。
這一波新的、異質的文學，所呈現的或許不是積極、樂觀的前途，而是一幅又一幅苦悶而傾斜的心靈圖像，然而，這些文學圖景，何嘗不是反映了戰爭時空下台灣社會的情狀？這是時代給予這一世代作家的限制，也是時代給予他們的功課與禮物。作家龍瑛宗在晚年即曾如此回憶：「我以為殖民地生活的苦悶，至少可以從文學領域上自由的作幻想飛翔來撫平。現實越是慘痛，幻想就越華麗。」這似乎是文學向來的道理，愈是在真實的境遇受其磨練苦難者，愈可能在藝術殿堂裡開出動人的花朵。
日本時代小事典
不可不知的五位文學家
整理 范辰旭
賴和（1894-1943）
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透過冷靜、客觀、寫實的文筆，深刻描寫台灣現實問題，破除陳舊的社會觀念，作品充滿反殖民統治的民族情感與人道精神。一九二五年，發表了台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文《無題》；一九三四年，被推舉擔任當時台灣最大的文學社團「台灣文藝聯盟」的委員長，文壇尊之為「台灣新文學之父」。
張文環（1909-1978）
《臺灣文學》季刊主辦人之一，作品多取材於台灣風土，現實主義手法厚重樸實，代表作有《夜猿》、《閹雞》，以及日文長篇小說《滾地郎》。其中篇小說《閹雞》由厚生演劇會借台北永樂座公演，引為當年盛事。台灣文學評論家葉石濤稱之為「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中留下巨大足跡的作家」。
呂赫若（1914-1947）
小說多取材自家庭生活，是日治時期出色的家庭問題作家。《牛車》為其成名作。小說主人楊添丁以牛車運輸維生，汽車的出現導致生意清淡，他不得不忍辱讓妻子出賣肉體以求溫飽。其作品反映下層人民的苦難，富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其他作品如《財子壽》、《風水》、《闔家平安》、《朝廷》、《月夜》等。
龍瑛宗（1911-1999）
原名劉宗榮，新竹人。一九三七年發表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描寫一位剛從大學畢業，考進街役場（鎮公所）當會計助理的青年，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經歷了最初滿懷的激情與理想破滅後的徬徨與苦悶。作品暴露出日本時代令人窒息的氛圍。
楊逵（1905-1985）
本名楊貴，筆名有伊東亮、公羊、SP、狂人等。以楊逵為代表筆名。日本時代農民運動，文化運動的戰將，「文化協會」會員，也是農民組合的重要幹部，是積極將文學作品中的理想，於現實生活中付諸實踐的行動派作家。一九三二年發表日文小說《送報伕》，被視為其代表作。其他作品有《鵝媽媽出嫁》、《壓不扁的玫瑰》、《綠島家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