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偕的一生，首先便是一段與自己的出身遙遙相對的自我實踐。正如有句話告訴我們，有時候得行萬里路才能遇見真正的自己。金希文的歌劇抓住了這段命運的變化，將他的死亡放置在劇作的開頭與結尾。然而在一部性靈的作品中，言死，即為生！如此一來，這位夢過台灣並為之奉獻一生的人之死，便是一種神化的極至尊榮……。
在音樂史上，以一位人物模範的一生作為主題的歌劇，我們所識不多。只有少數的幾個例子，聖人曾經成為歌劇作品的主題，像是史蒂法諾．蘭迪 （Stefano Landi）所譜下的《聖亞肋賽》Sant’Alessio（註1），或者是比較近代的，奧利維耶．梅湘（Olivier Messiaen）的《亞西西的聖方濟》Saint-Francois d’Assise。有些作曲家從聖經裡汲取靈感，如荀貝格（Schönberg）的《摩西與亞倫》Moses und Aron，不過，在西方音樂裡，像金希文這樣把一位十九世紀傳教士的生平譜成音樂、搬上舞台的創舉，我想是前無古人。
一個人與一塊土地的命運交會
喬治．萊斯利．馬偕的際遇足以構成一部歌劇作品主題的東西是什麼？要一探究竟，就得進入本題，看看兩段命運，一個人的命運與一塊土地的命運，是如何互相交會。
要衡量一位像馬偕這樣具有如此多面的人物，並不是非得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切入不可。他固然是基督徒，而且還是傳教士，遠道而來向非信徒傳福音，他不負所託地承擔了加拿大長老教會賦予他的角色。不過他的探索與成就卻遠遠超過身為一位好基督徒與傳教士所應盡的義務。
俗話說誠可移山。在馬偕身上，我們可以觀察這股堅忍不拔的宗教熱誠，在為了達到演化人性的目的之下，是如何迸發出源源不絕的精力、與面對阻礙時毫不動搖的堅毅不撓。
那是宗教熱情的傑出典範，積極且具有開創性，走向人群，激勵他們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天助自助者」可以算是銘刻在他傳教使命上的印記，因為馬偕的目光並不是望向天國彼岸的至福，而是望著人間此地的真實。
以豐富知識來實現他的理想國
只消翻翻他的個人回憶錄，就會發現他是個受過眾多學科訓練的有學之士。他對於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歷史學、地理學與醫學都抱著熱烈的興趣。他在所有這些領域中所懷有的知識，讓他有能力去欣賞讚嘆環繞著他的這個新世界的豐富。而尤其重要的是，他能夠將他的知識用來實現他的抱負，他的理想國，一個穩穩建立在善的力量中的社群。在這一點上，他與他後世的同工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可說是非常的意氣相投。
他的功績之廣與他所建立的一切之堅實穩固，其關鍵在於他做人的謙沖為懷，他不擺出優越的姿態，而是以同等的高度去面對、去接受他人。也正是因為這樣，所有這些曾是他的生徒的男男女女，後來都變成他的同工，而最重要的是，他們都變成了與他對話的人，並且成為對自己負責的人，憑藉著自身的經驗成長。在這一點上，他走向了台灣人，包括漢人與原住民，比任何在他之前的外國人都要更深入。他在這條道上是全然地投入，從學習語言開始，然後是婚姻，與一位他在傳教工作中認識的女子建立了一個台灣家庭，還生養了忠實延續他傳教任務的子嗣。
「你們要學習啊！」
馬偕生在一個帝國主義掛帥的時代。他抵達淡水之後的三十年間，眼見歐洲列強為了遙遠大陸、無人探索之境的資源，爭相敵對，所有人都打著善良殖民者的旗幟，最後往往露出真面目，成為毫不顧慮自然資源的剝削者，有時甚至還是擁護奴隸制度者的接班人。就在歐洲的帝國忙著把整塊整塊的大陸變為殖民地之際，馬偕像隻蜜蜂般地辛勤工作，施授著物質與精神的花粉，與殖民者的精神恰恰相反。然而在這個時代要逆流而行是特別地艱難。就在如英法等國家毫不遲疑的毒化中國人、藉著鴉片削弱他們之際，他無可避免的被誤認為與那些個「洋鬼子」是一丘之貉，而馬偕的生命也因此而受到威脅。直到今日，那個時代的印象、傳教士與殖民者的征服，仍舊在集體記憶的表層糾纏攪和。也正因如此，馬偕與當時政策相反的作為顯得格外重要。
如果他曾帶著信仰與狂熱，去對抗那些在他眼裡是矇昧主義加迷信的事物，那是因為他的基督教信仰（更確切的說，是清教徒信仰！）對他而言，代表著為他開啟了通往世界大門的光明主宰。「你們要學習啊！」他似乎在對路上遇到的每一個人叫喊，在他大步踏遍這座仍然保有葡萄牙文美麗之名的島嶼之際。台灣社會至少要感謝他這一點，還有更多別的：女人不用待在家裡，女孩子可以上學，而且每位女性都有權利與機會去爭取某個職位，而這點在過去往往是屬於男性的特權，甚至直到今日在許多國家仍是如此。
從馬偕看到一個社會的誕生
西方宗教與東方宗教的相遇有一段很特別的歷史。早在唐代，西元六三五年，最早的基督徒，在以弗所（Ephèse）的教會分裂（註2）之後，被我們稱作「景教徒」（聶斯托里派基督徒）的這些人，便已來到了中國。在這個對於宗教特別寬容的時期，各大宗教流派的代表人物之間，展開了許多智識層次甚高的辯論，直到一個世紀之後，所有「異端」宗教均被消滅拔除。馬偕來到福爾摩沙島上，遇到的不只是野蠻的異教徒，卻還有受過教育、具有學識的人。他的宣教，在與這些知道為自己的立場辯護的人所進行的博學討論中，變得更加成熟。自此，台灣培養出了多元的認同。小小的島鄉，正對著龐大如一整座大陸的帝國，移民者與不同的佔據者縱往橫來，台灣總是曉得將他們的不同之處兼容並蓄地轉化成智識與文化上的蓬勃富足。讓人不禁猜想，在這一點上，馬偕與其遺風必當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如此一來，馬偕的傳記便化為某種稜鏡，讓我們得以看見的，不僅是一個人的故事，還是一塊土地的故事、一個社會的誕生，是台灣的起源，在那關鍵的時代，就在翠綠未開發、原始而鄉野的島嶼及其不同族群的在地住民與移民人口，與圍繞著逐漸成長的城市所發展出的商業社會的開端之間。
金希文的歌劇抓住了這段命運的變化
馬偕的一生，首先便是一段與自己的出身遙遙相對的自我實踐。正如有句話告訴我們，有時候得行萬里路才能遇見真正的自己。金希文的歌劇抓住了這段命運的變化，將他的死亡放置在劇作的開頭與結尾。然而在一部性靈的作品中，言死，即為生！如此一來，這位夢過台灣並為之奉獻一生的人之死，便是一種神化的極至尊榮，一種變容（註3），一種朝向至福的昇華，而那至福，好似被母親抱在懷中的孩童的幸福。如此一來，歌劇在序幕落幕，創造出一個循環，反射出一種永不枯竭的豐富。
註：
- Stefano Landi是十七世紀的義大利作曲家，《聖亞肋賽》Sant’Alessio是史上第一齣以歷史題材寫成的歌劇。
- 西元四三一年聶斯托里在以弗所的全教會大會上就耶穌的神性與人性之關聯提出辯論而被視為異端、革除教職，進而造成與東方亞述教會的分裂。一九九四年才取得和解。東方亞述教派傳入中國後便成為景教。
- Transfiguration，如耶穌的變容。顯聖容。宗教意義的解釋是：祈禱是天人結合，耶穌在山上的祈禱是顛峰經驗，於是原本他與天父共有的天主性體，完全出現在他的身上，具體而論，即是變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