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忠志讓《大鼻子情聖》成了一個集結法國的題材、義大利的音樂、日本的背景和表演系統的綜合體。他說,這個世界上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文化、人種、國家、性別,需要一個場所將他們加以聚集在一起。劇場最動人的地方就是可以將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組合在一起,以獨特、獨創甚至驚世駭俗地放在同一個舞台上。
世界之窗日本系列-鈴木忠志《大鼻子情聖》
10/9~10 19:30
10/11 14:30
台北國家戲劇院
INFO 02-33939888
面對全球化的浪潮下,跨文化劇場(intercultural theatre)可說是二十一世紀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趨勢。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集合不同國籍演員從自身文化背景出發詮釋,改編自印度史詩的九小時鉅作《摩訶婆羅多》;陽光劇團導演亞莉安.莫努虛金(Ariane Mnouchkine)執導《河堤上的鼓手》,成功轉化日本傳統人形淨琉璃(文樂)的表演形式;當代傳奇劇場的《慾望城國》以傳統京劇演繹莎士比亞悲劇《馬克白》;同樣崛起於六○年代前衛劇場運動,日本戲劇大師蜷川幸雄和鈴木忠志,更是不約而同將日本歌舞伎、能劇的表演元素運用於西方戲劇文本的搬演中。
在眾多跨文化劇場的典範中,大多因為表演形式的移植挪借,而創造出風格鮮明強烈的作品,然而難得一見的是,從東西異質文化的對話和撞擊中,思索並建構一套獨特的表演體系,並將這個體系融入創作中,而這或許是鈴木忠志的舞台作品與訓練方法,在現代日本與世界劇場至今仍有巨大影響力的原因。
劇場是唯一可以喚醒「動物性能量」的地方
崛起於於一九六○年代,鈴木忠志有感於日本急於模仿西方的事物,失去了自身的主體性,而開始思索如何依據日本民族的特性,將外來的東西轉化,成為自己的劇場。他提出「動物性能量」的理念,意指人類原始身體的器官,語言;非動物性能量則是人類製造出來的能源,或科技。非動物性能量被使用得越來越普遍,相對的「動物性能量」被壓抑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變得疏離隔閡,難溝通。而「動物性能量」如果更加強鍛鍊,可以形塑不同文化特色,各國家民族發展自身的「動物性能量」,讓文化鮮明起來,則面對科技統治下的全球化,也不用擔心喪失自我,或憂慮強勢異文化的滲透。而劇場,變成最後,也是唯一可以喚醒「動物性能量」的地方。
鈴木忠志認為,西方的戲劇以文本為主,而東方的劇場則以身體先行;前者以文字探討人的處境,而後者則用身體達到同樣的目的。文字使人思考,身體令人感受。他的理想的就是結合二者,並強調演員的內在能量及身體性作為表演的主體,其獨創的「鈴木方法」(Suzuki Method)融合日本傳統能劇的身體性,以嚴酷的身體操練激發表演者的能量,使演員的內在情感與外在身體有良好的連結。在他的經典改編作品中,包括希臘悲劇《特洛伊的女人》、《酒神》、《伊底帕斯王》、《伊蕾特拉》、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契訶夫的《三姊妹》,以及此次將來台演出的法國名著《大鼻子情聖》等,都是以「鈴木方法」的表演美學為基礎,交融東西方文化的突出印記。
「日本的身體性」與「西方正典」的交會場域
和其他處理西方文本的日本導演不同,鈴木忠志選擇經典文本的目的性,並不是為了加以詮釋,也不是為了讚頌偉大作家,更不是為了再現其文本,反而是關注於演員表演的身體性如何成為異文化交會場域的問題。他主張「身體就是文化」,以「日本的身體性」來詮釋「西方正典」的手法,使得鈴木忠志的劇場始終帶有某種「文化觀點」。他並不試圖把西方劇本放入日本語境中,進行文化轉譯的工作,而是讓「日本的身體性」與「西方正典」在一個異質性的狀態中,讓觀眾直接審視。他更以多國籍、多語言在舞台上拼貼並置,實踐對「異文化觀察」的戲劇理論。
在《大鼻子情聖》這齣戲中,觀眾看到的是法國劇作家羅斯丹(Edmond Rostand)的原作,一個充滿西方浪漫主義色彩的故事和文本架構,但舞台上卻又是貨真價實的日本文化與身體,而背景音樂則是來自義大利歌劇《茶花女》,劇中女主角更由俄裔女演員Irina Lindt飾演。鈴木忠志讓《大鼻子情聖》成了一個集結法國的題材、義大利的音樂、日本的背景和表演系統的綜合體。他說,這個世界上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文化、人種、國家、性別,需要一個場所將他們加以聚集在一起。劇場最動人的地方就是可以將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組合在一起,以獨特、獨創甚至驚世駭俗地放在同一個舞台上。鈴木忠志認為,這可能是「不協調」的,但因為「不協調」,觀眾才得以思索現實。
《大鼻子情聖》交織西方和日本文化的深入對照
鈴木忠志說,《大鼻子情聖》是日本觀眾最喜愛的外國作品,與其說這齣戲呈現了癡情男子「西哈諾」的故事,不如說他更熱中於探索日本人為何會迷戀來自西方的愛情題材。鈴木忠志表示自己的創作動力並非只是被動地受感動,而是來自對戲劇文本的提問與找出可能的最佳解答;在閱讀劇本時,如果劇作家心理狀態勾起他的興趣,才會興起將劇本搬演成劇場的念頭。
經過鈴木忠志的解讀與創造,《大鼻子情聖》不再是簡單的暗戀故事,不再是羅斯丹的詩體戲劇,他擷取原劇的重要段落大肆發揮,同時加入自己的原創故事,以茶花女和西哈諾的卑微癡愛互相對照,呈現日本人對這齣劇想像世界的喜愛與作者對人性的敏銳觀察,交織西方和日本的文化的深入對照。
舞台上,西哈諾化身將愛情寄託在寫作裡的日本武士,如同愛情悲劇的導演,他的愛只活在他所創作的「劇本」裡,為了保持「劇本」的完整,他寧可在臨死前放棄獲得愛情的可能,也不肯讓虛幻的愛情走入現實。結尾,在漫天飄灑的櫻花雨中,西哈諾的靈魂駐足凝望他心愛女人的窗戶,就像導演駐足凝望落幕的舞台一樣落寞而滿足,哀豔、清寂為特點的日式美學在這一刻得到最完美的詮釋,愛情與慾望、語言與身體之間的矛盾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