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許常惠老師遺留下的歷史錄音，重返幾乎被遺忘的民歌採集運動現場，歷史錄音雖然隨著時間的累積而逐漸被遺忘，然而不變的是歌聲中的熱情與對傳統音樂文化的認同與執著。在四十餘年後的今日，俯拾過往的音樂軌跡，除了將之數位化後作為永久典藏之用，更希冀有心人士，能善用此資源，在實務面，可作為傳承傳統音樂的示範，在理論面，可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石。
五十年代的民歌採集運動
民國五十年代，台灣社會現代化所衍生的問題，已清楚地反應在音樂界──西化現象普遍存在於各種音樂類型中。在藝術音樂方面，受過專業音樂訓練的專家，以學習西洋音樂為榮；學校教育的音樂課程內容，以西洋音樂為主；而當時所謂的國樂，亦受到西洋音樂影響，提倡「中樂西奏」、「西樂中奏」的理想。相形之下，原本根植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民族音樂，卻逐漸凋零消逝。
在此時期，到法國留學的許常惠，受到外國「民族音樂」思潮的影響，從巴爾托克的音樂與音樂觀中，了解到民族音樂的重要性，更從閱讀王光祈的音樂論述中，認知到研究本國音樂的急迫性。自法返台後，許常惠帶著西式音樂專業訓練的背景，及對研究民族音樂的信念，開始與史惟亮等人合作，展開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民族音樂尋根之旅。
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聯合報刊載史惟亮所撰〈維也納的音樂節〉一文，史氏對國人輕蔑本土音樂，提出強烈的質疑，並強烈地聲明民族音樂的重要性。對此觀點，許常惠深表贊同，以公開信〈我們需要有自己的音樂〉回應。自此，二人成為工作的夥伴，以保存與發揚民族音樂為志，一同為推行民族音樂而努力，除了從事音樂學術工作、積極促成研究機構的成立之外，其在主導「民歌採集運動」的成就，更成為台灣音樂歷史上重要的一環，為台灣各族群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有聲史料。
民國五十五年的三次民歌採集活動，皆為短期的田野調查工作，每次大約歷時五天，這些小規模的採集活動，不但為日後的民歌採集活動熱身，並且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民國五十六年，許常惠及史惟亮所創辦的「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成立，相較於先前，音樂研究中心在資金、人員方面更為充裕，是故在許、史的策劃下，展開了更密集的採集活動，更進一步地實現二人保衛民族音樂的決心；同年五月至八月間，其所策劃的民歌採集運動，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系統的一次，主要採錄者共十一人，總共採集約千餘首歌曲。
到了民國五十六年的民歌採集運動，時間從五月下旬起至八月一日，歷時約二個月。此年度之採集活動，在時間、採錄地點、人員等各方面，皆較前期更廣，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期程為五月下旬至六月間，主要採錄者共五人，為許常惠、史惟亮、李哲洋、劉五男、范寄韻。許、史二人主要負責福佬、客家民歌的採錄，李、劉二人負責原住民音樂部分，范則主要負責行程規劃。此期間共計進行五次田野調查。
花東地區的阿美族民歌採集，除李哲洋、劉五男以外，尚有李泰祥、陳茂萱、戴洪軒等人一同參與。受限於當時山區地形、交通等限制，隊員們個個必須背著沉重錄音器材與相關工具，跋山涉水、翻山越嶺往深山裡去，尋找發掘那些未受文明洗禮的原始之音。相對於在花東採錄原住民音樂的辛勞，另一方面，在採錄福佬、客家民歌時，出現了不同的困難之處，由於文明的影響，這些民歌逐漸沒落。
在客家民歌方面，幸而有中國廣播公司苗栗電台，自民國五十三年起，每年舉辦客家民謠比賽，在桃竹苗一帶，透過比賽帶動民歌演唱的風氣，參賽者不止村夫農婦，還包含了各階層的社會人士，此比賽可以說是客家族群的全民音樂活動。而在福佬民歌方面，狀況並不如此樂觀，史、許二人到戲班、窮苦人家中，一點一滴地去找尋民歌的蹤跡，在這個階段中所收錄的樂曲數量，根據《台灣新生報》的報導，一共收錄六百多首客家民歌，與不到一百首的福佬民歌。
二、第二階段─暑期民歌採集
第二階段之採集工作於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一日間進行，為期約兩週，此次的採集活動亦稱為「暑期民歌採集」，被視為民歌採集運動的高潮，總計共採錄六百餘首歌曲。參與錄音工作者共十人，依採錄的路線地點，分成東、西兩隊進行錄音的工作。東隊成員有史惟亮、葉國淦、林信來等三人，採集地區包含宜蘭、花蓮、台東、蘭嶼、屏東等地，對象包含泰雅、布農、卑南、魯凱、排灣、雅美、福佬等族群，共採錄兩百餘首歌曲。
西隊方面，主要成員有許常惠、顏文雄、呂錦明、徐松榮、丘延亮等五人，採集地區包含台中、南投、彰化、高雄、屏東等地，對象以邵、排灣、魯凱族及福佬、客家族群為主，共採錄四百餘首歌曲。
許常惠歷史錄音數位化工程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許常惠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退休下來，風潮唱片公司楊錦聰總經理旋即提撥一筆「風潮大師講座」基金，聘請許老師在八十九年上學期（九月至十二月）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開設「風潮大師講座」。不到二個月，他又去接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此間，有一天許老師突然要筆者到他位於北投的新居商談要事，原來他要我找風潮唱片公司，代為處理民國五十六年至民國六十六年期間所有保存下來的田野歷史錄音資料，同時要筆者帶回九十四捲之原始錄音盤帶。當時，筆者心中誠惶誠恐，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老師信任我，願意將畢生累積的歷史記憶交予我來處理，我有幸可以親耳聆聽到這些歷史上早期台灣的聲音；憂的是老師告知五十年代的錄音帶已經霉化，再加上這一批錄音帶當時錄音時的轉速不一，目前已很難再轉錄出來，要我找風潮唱片想想辦法。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在時任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主任兼民族音樂研究所（現為台灣音樂中心）所長柯基良先生的支持下，我們起了一個名為「台灣民族音樂資料典藏計畫（一）：【許常惠教授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還原計畫】」。本計畫是以許常惠教授的台灣民族音樂採集歷史錄音資料還原作為起點。本計畫所處理的歷史錄音母帶可以分成兩部分：一為民國五十五至五十六年間民歌採集運動時期之三十四卷盤式錄音母帶，二為民國六十六年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六十卷卡式錄音母帶。
以下擬將這兩批母帶之保存現況、處理經過及處理成果，一一說明如下：
（一）第一部分：民國五十六年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四分之一盤式母帶；此為許老師最初的第一批田野錄音資料，該部分共提供三十四卷四分之一盤式母帶。此三十四卷母帶經比對後發現下述問題：其一，母帶皆以五十年代期間最盛行的德製Uher四二○○／四四○○Report Stereo型四軌盤式立體聲所錄製，該機型目前已不被使用。
其二，由於該錄音機可以依錄音者的需要而選擇錄音之速度，經查證後發現該批錄音帶的速度有四種可能性，其中以三點七五速度的最多，這是因為在當時經濟條件相當困難的條件下，為了省錢，錄音當然都選擇速度偏適中而慢的三點七五作錄音，也因此造成了目前要將該批錄音還原最困難的地方。其三是，三十四卷母帶均已發霉，並且都已開始氧化、黏著，甚至斷裂。
面臨此三項難題，首先必須解決的是錄音母帶潮濕、發霉、斷裂的問題。由於該批母帶不能馬上自錄音機輸出音源，首先得先使用「烘烤機」，將該批錄音資料以微火的方式來烘烤、去霉後便開始處理音樂的轉錄。由於這批盤式母帶是以德製Uher四二○○／四四○○Report Stereo型四軌盤式立體聲所錄下，所有這三十四卷錄音母帶就必須以原型四軌、四速機型錄音機來作音源輸出。然而民國八十九年在國內該型錄音機早已被淘汰不用，即使可以找到同型機，也都進化成雙軌、雙速盤式錄音機。
因此，Uher四二○○／四四○○Report Stereo四軌、四速機型錄音機的找尋在國內確是一項困難。後來在一家名為「育昇」的錄音處理公司的倉庫中，終於找到了該型錄音機，只可惜已近廿年沒起動過，塑膠皮帶也已斷裂。最後在「育昇」負責人許應順先生的還原下，該型錄音機終於可以運轉。
接著我們將這三十四卷錄音母帶一一過帶，卻又發現了另一問題：過去的錄音，一卷母帶是正面錄一次之後，再從反面錄回來，於是在直接從錄音機轉錄輸出原音時，就出現了「雙軌交疊」的「複音現象」。於是我們又一一將每一卷母帶，先關掉一軌讓另一軌輸出後，再做相同的動作於另一軌。因此，一卷盤式母帶的音源輸出，要花費相當於四小時的時間。接下來是錄音帶轉速的處理，由於在民國八十九年時，國內只有三點七五和七點五速度上的錄音方式，為了處理歷史錄音中不同的四種速度，必須作速度類比的處理，才能符合現在單一速度的數位化處理。
當音源和錄音速度的難題都解決後，我們才得以開始將音源一一的輸出於電腦處理槽當中。俟所有的錄音帶都輸入電腦後，接下來是依原歷史錄音母帶的編號次序，將音源依樂曲的多寡分成數個軌跡（track/plage），編輯到可聽式／可讀式雷射唱片（CDR）當中，作為將來聽、選方便的數位雷射唱片儲存帶。同時也將每卷CDR轉拷成數位錄音母帶（DAT），作為將來永久得以保存的母帶。由於在轉拷過程當中，經過烘烤、去霉、再輸出兩次，原本的盤式母帶磁粉已經完全脫落，該母帶也已功成身退，不能再使用。經過轉錄後，共整理出二十卷六十分鐘的數位式母帶，總長約一千兩百分鐘。其音樂種類以原住民音樂最多，其次是北部地區的客家音樂比賽實況錄音，以及伸港鄉的福佬音樂錄音。
（二）第二部分：民國六十六年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卡式母帶；這部分錄音是許老師在民國六十五年至六十七年間的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錄音。由於六十年代的錄音設備已經改善成可攜帶式的錄音機（portable recorder），因此該批錄音都是以卡式錄音座所收錄下來的錄音帶，數量共有六十卷。該錄音的音源，由於錄音品質與保存較好，因此處理起來較容易。
首先我們將音源由原來之杜比錄音（dolby），轉化成數位式（digital）音源。再將所有音樂轉入電腦槽儲存，然後再將數位音源一一轉入編輯到可聽式／可讀式雷射唱片（CDR）當中，作為將來聽、選方便的數位雷射唱片儲存帶。同時也將每卷CDR轉拷成數位錄音母帶（DAT），作為將來永久得以保存的母帶。但因其中有兩卷母帶已完全損壞，因此僅轉錄下五十八卷CDR。至於該批母帶之音樂內容，完全是台灣原住民音樂。
重返花東歷史錄音現場
歷史錄音的數位化工程，已於八十九年七月至十一月期間全數完成，原本計畫接續進行採譜、採詞、音樂詮釋資料撰稿及光碟出版等相關工作，卻因為許常惠教授於民國九十年初猝逝，後續的計畫因而擱置。遲至民國九十七年九月，才開始著手進行【許常惠教授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還原第二期計畫】，將民國五十六年所採錄的內容，包含第一階段（五月至六月）及第二階段（七月至八月）之錄音資料，進行視覺化的樂譜轉譯及相關文字資料的撰稿工作，以便錄音資料得以與樂譜、歌詞互相對照，讓每首音樂呈現其原來之面貌。
在執行第二期計畫過程中，筆者於九十八年一月十日起一連六日，帶領研究團隊共計十一人，前往歷史錄音中之花東地區原住民部落，進行歷史錄音的田野調查工作。工作內容主要是將音樂帶回原初的錄音地點，一首首地播放給族人們聆聽，隨後便開始訪談及確認每首樂曲之音樂類型、歌詞內涵、樂曲背景、演唱場合等相關資料。難能可貴的是，我們還訪問到了當年歷史錄音中的演唱者，包含花蓮縣玉里鎮德武里的鄭中雄、林真珠、王秀玉，玉里鎮春日里的黃春日、曾玉花，及當年演唱者曾水旺的兒子曾水清，他是現在豐年祭的領唱者。
此次田野調查的地點包含花蓮縣之玉里鎮德武里、玉里鎮春日里、光復鄉東富村太巴塱部落，及台東縣之鹿野鄉和平村和平天主堂、卑南鄉建和里、黃貴潮文史工作室。
從許常惠老師遺留下的歷史錄音，重返幾乎被遺忘的民歌採集運動現場，歷史錄音雖然隨著時間的累積而逐漸被遺忘，然而不變的是歌聲中的熱情與對傳統音樂文化的認同與執著。在四十餘年後的今日，俯拾過往的音樂軌跡，除了將之數位化後作為永久典藏之用，更希冀有心人士，能善用此資源，在實務面，可作為傳承傳統音樂的示範，在理論面，可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石，讓此份珍貴的歷史音樂，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
（全文刊載於《傳藝雙月刊》第8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