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二十年來時路，柯基良不免感慨，台灣音樂研究從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大量而豐碩的研究打下基礎，到許常惠、史惟亮、呂炳川等音樂學者的豐富採集，再到近人的後續接力，宛如一場與時空拉鋸的耐力賽，時間壓力不斷限縮，面對文化資產流失的壓力也從不曾減消。絕處逢生或許是民族音樂中心一路以來的慘澹寫照，儘管經費、人力編制有限，臺灣音樂中心多年來仍累積了一定成果。
台北市杭州北路長不過一兩百公尺，路況僻靜，前端接攘都會核心通衢忠孝東路，曾有著名北京館子悅賓樓矗立指標，但已在二○○○年SARS風暴後悄然歇業並拆建。後端如今是一片綠茵環覆的停車場空間，緊鄰華山文創園區，但嗅察不出太多動靜，僅有活動看板沸沸揚揚，平添街頭景致。這段僻靜幽「淺」的路，尾端掩藏著一座官廳辦公處，素泥立面書寫著「民族音樂研究所」，一旁捲門則漆刷上「臺灣音樂中心」字樣；熟門熟路的人轉進石牆，繞過荷花池，即登堂入室，不明所以的人覷一眼外觀，但見門面素淨，也可感受大隱隱於市的簡約美感。
這裡是「民音所」，也是「臺灣音樂中心」，名稱變異反映的是官方機構隨時空調整的政策方針指向，但進一步探究，從「民族音樂資料中心」到「民族音樂資料館」，再到「民族音樂中心籌備處」、「民族音樂研究所」，到今天的「臺灣音樂中心」，這處以民族音樂為核心價值建構的官方機構可謂千迴百轉，曲折變身。事實上，她在台北盆地已逡遊了二十年，不斷更換地點，不斷啟用、關門，復開門、掛牌，一路轉進卻從不放棄，說明民族音樂的恆有價值官民皆不敢輕棄，但民族音樂之重也在政策權衡之輕之間擺盪受挫，難以安頓，迄二○○二年才有此安身之所。
從民族音樂中心開始 曲折多艱的創建歷程
國立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主任柯基良，是這難產的歷史過程的見證者，可能也是護守民族音樂官方政策最久的執行者。柯基良是彰化縣人，與民族音樂大老許常惠同鄉，可能因地緣之親，從許常惠疾疾呼籲成立專責機構保存、發揚民族音樂資產以來，柯基良一直在公務崗位上給予最大支持。一九九○年，在許常惠、史惟亮發起民歌採集（一九六六、六七年）將近三十年後，在呂炳川等音樂學者接續再倡民族音樂的重要性（一九七○年代）近二十年後，在民間藝人陳達猝逝（一九八一年）以及文建會成立（一九八一年）近十年後，民族音樂專責機構的芻像才在政府單位裡落實。時為政府研擬「國家六年建設計畫」當刻，第二任文建會主委郭為藩遂在「文化建設方案」下，提出設置文資中心、民音中心、民俗技藝園區、電影中心等附屬機構構想，並隨即成立「民族音樂資料中心」工作小組，聘許常惠教授擔任顧問兼召集人。工作小組為臨時約聘雇人員組成，辦公室租於台北市金華街一棟公寓二樓，展開軟硬體相關籌設工作。
柯基良指出，民族音樂中心專責機構遲至一九九○年才展開籌設行動，跟政府施政方針有很大關係。他不諱言，之前政策趨向保守，對各部會成立附屬機構多有保留，直至一九九○年代革新風氣漸開，文化建設成果也受到肯定與矚目，相關籲求才得以付諸實踐。
民族音樂資料中心籌備動作以保存、研究、推廣民族音樂為宗旨，並且意尋覓一固定場址建館。初期曾看中南海學園、松山菸廠，後轉詢台北縣中和市四號公園預定地。工作仍進行中，不料文建會後來自身想法改變，主張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遷建合併，惟此案一出，規模與難度增高，開始漫長又無效的部會協商，最終討論了三、四年，無疾而終，任務編組小組也退出租賃公寓，轉為文建會內部常態業務，但實則毫無進展。直至一九九六年林澄枝接任主委，文建會改弦更張，重回獨立設館方向，並隨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掛牌（一九九六年）後，於一九九九年報院核定成立民族音樂中心籌備處，並於該年正式掛牌營運。歷經九年周折，籌備處辦公室竟又回到當年金華街同棟公寓較高樓層，今昔相照，真可說步步危難，「舉步維艱」。
落腳舊空間 臺灣音樂中心含古納今
民族音樂中心籌備處由當時身任文建會參事兼傳藝中心籌備處主任的柯基良同兼主任一職。柯基良指出，當時籌建地點已改為中和市錦和社區運動公園，但遭地方民代強烈反彈，還曾至地方有線電視台舉辦公聽會，討論數種回饋方案，最終獲地方支持，並已辦理徵圖完畢，就待動工。只不過，一番努力，到了二○○○年又起變化。為配合政府資源整合暨組織精簡，高層決議暫緩民音中心硬體興建計畫，並調整組織型態，將民音中心併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組織架構內，業務內容也退縮為靜態保存研究為主，不再具備展演之需。只不過，柯基良並未放棄，剛好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南移，原向農委會糧食局台北辦公室舊址借用的空間正待歸還，柯基良認為機不可失，向當時的主委陳郁秀建議不妨改為民族音樂中心辦公廳，陳郁秀也大力支持，於是，二○○二年，在建築師陳瑞憲設計下，「民族音樂研究所」（初期以民族音樂資料館開館）以舊空間再利用之姿正式現身，飄盪了十二年的民族音樂，以傳藝中心派出單位的官方身分，終於有了正式的空間。一方荷塘，淺水流光，接下來的數年，民音所從台灣音樂保存調查工作，逐步擴大至亞太民族音樂，常常每逢周末日，樂音從高牆後輕洩而出，這裡舉辦了一系列小型音樂活動，成為台北都會一隅令人驚豔的戶外音樂展場。
民族音樂研究所有了暫棲之地，開始展開正式的蒐集、保存、整理、研究、田野調查工作，陸續發展台灣音樂發展概況報告、日治時期音樂史料整理、建立影音資料庫、典藏原始文件、舉辦學術研討會、出版專書專論等等。二○○八年傳藝中心改為國立台灣藝術總處籌備處，派出單位民族音樂研究所也再度更名為「臺灣音樂中心」，即今日現貌。蒐集研究範圍也不僅局限民族音樂，包含現代音樂在內，只要是台灣音樂相關研究皆可納入。
一場與時空拉鋸的耐力賽 期許未來新空間展現更多可能
回首二十年來時路，柯基良不免感慨，台灣音樂研究從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大量而豐碩的研究打下基礎，到許常惠、史惟亮、呂炳川等音樂學者的豐富採集，再到近人的後續接力，宛如一場與時空拉鋸的耐力賽，時間壓力不斷限縮，面對文化資產流失的壓力也從不曾減消。絕處逢生或許是民族音樂中心一路以來的慘澹寫照，儘管經費、人力編制有限，臺灣音樂中心多年來仍累積了一定成果。文建會接下來要做的是，規劃籌建台灣戲劇音樂中心，含國家國樂團、臺灣音樂中心、實驗合唱團、國光劇團在內，以台北市士林區美國學校舊址為規劃地，臺灣音樂中心將擁有更為充裕的硬體空間，可進一步擴大典藏、研究及推廣、展演活動。展望未來，臺灣音樂中心將承載著台灣音樂歷史及現況發展研究重鎮與展演櫥窗的重大功能，讓台灣音樂集中於一地，展現她應有的特殊光芒與魅力。
踏入民間蒐集記錄 轉化研究充分運用
臺灣音樂中心主任方芷絮談業務方向與展望
文字 李秋玫
民 國七十九年，一群懷抱熱忱的學者所進行的民歌採集運動喚起了本土文化的自覺，也讓文建會決定成立專責單位來執行，於是委託民族音樂學者許常惠擔任專案小組 召集人進行「民族音樂中心」的籌設。到了民國八十五年期間的規劃包括有表演廳、資料館等，規模與傳藝中心相仿，並且認為有設立在都會區的必要，因此在台北 找到中和錦和運動公園作為硬體興建的基地。
政黨輪替期間，「民族音樂中心」的籌建計畫被重新檢討，為了配合組織精簡以及閒置空間再利用，於是以舊有的糧食局倉庫作為基地，並且預計將原先硬體的經費挹注到軟體。就這樣民族音樂中心變成了「傳藝中心」的一個派出單位，成為「民族音樂研究所」附設的「民族音樂資料館」。
珍貴採集資料 致力充分運用
因 為地方小，因此作法走向專業與數位化，館內開闢了許多資料庫，包括雜誌、論文、研究等等，希望透過科技網路的連結，跟國內外專業圖書館得以連結。而其他資 料館最大的不同在哪裡？文建會一處處長兼代臺灣音樂中心主任方芷絮指出：「差別在於，我們大部分都是一手資料，這其中最豐富的就是原住民，包括從早期許常 惠老師，到後來針對達悟、泰雅、賽德克等等族群的重新釐清與採集。」或許有人質疑，這些工作與其他單位相互重疊，但她也表示，原民會雖然成立，但他們著重 於整個原住民的音樂系列的觀察詮釋與重建；客家音樂有客委會關照，因此找尋不足的地方彌補；漢民族方面重點在於南北管方面的影音資料、道教方面儀式性的音 樂研究。
九十七年三月以前，還是「民族音樂資料館」時，所做的就是過去的採集如何充分運用、詮釋並且推向國際；成為「臺灣音樂中心」之後範 圍更廣，方芷絮說；「不只是民族音樂，台灣這塊土地所發生的音樂都是所關注的對象。」調整的新目標，是希望能夠發揮整合型的角色、建立相關平台。她表示， 流行音樂有自己的體系，只要有沃土即可發展。臺灣音樂中心能做的，是建立台灣音樂授權平台，將已經取得版權的部分，在一定的條件底下使用。或者推出更廣的 資訊平台來提供有需求的民眾一個明確的管道來取得。
走入民間基層 長期觀察蒐集
研古與創新是並重的，中心將範圍擴大至整個華語地區，舉辦了四、五屆的「民族音樂創作獎」用意就是鼓勵創作、將舊有資源再活化。另一方面田野調查的腳步也不 能斷，結合全國大專院校音樂系所做的《臺灣傳統音樂年鑑》，則是到廟口、祭儀蹲點、觀察生態脈絡，點點滴滴累積起來。「時間長了才能感受到它的可貴。它雖 然沒有很多人可以欣賞，卻很重要！」方芷絮有感而發：「過去許常惠老師做民歌採集、大陸在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地毯式的定期普查，但我們在沒有這樣的環 境之下，只好將範圍鎖定傳統音樂中較偏向於民間音樂的部分，也就是說，是其他單位沒有在做但卻很重要的。音樂廳、舞台等上演什麼樣的表演可能大家都很瞭 解，但部落、廟會在做什麼，卻是沒有人知道。這塊最辛苦、最難取得資料的，我們就長期來做。」
搶救正在流失的文化，就在許常惠逝世十週年紀念期間，臺灣音樂中心仍舊不忘先人的腳步，將足跡踏進基層，讓台灣音樂的主軸脈動能夠有明確的記錄、整理與再創造，也讓今日的養分，作為明日重要的後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