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鋼琴家蓋瑞．葛拉夫曼（1928-）自幼師事俄國鋼琴名家凡格洛娃（Isabelle Vengerova），十八歲即與指揮家奧曼第（Eugene Ormandy）與費城管絃樂團（Philadelphia Orchestra）合作，廿一歲贏得列文垂特音樂比賽大獎，後更為成霍洛維茲的私人學生，是廿世紀美國代表性音樂家。

但如日中天的演奏事業，在一九七九年右手出現肌張力不全症後出現轉折：葛拉夫曼改彈左手曲目，並接下母校寇蒂斯音樂院（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教席，後來更成為院長。他多才多藝，除了音樂，更熟知東亞藝術，對中國文物尤為精通，此外也涉獵美食、美酒、攝影、寫作等領域。葛拉夫曼文筆出色，著有自傳《音樂老頑童葛拉夫曼—我為什麼要練琴》I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中文版已由遠流出版），既是幽默文學，也是廿世紀美國音樂文化與音樂家的生動紀實。

葛拉夫曼將訪台於四月八日與台北市交合作拉威爾《左手鋼琴協奏曲》，並於四月五日下午兩點半於台北市交八樓排練廳舉辦大師班，愛樂者切勿錯過。

 

Q：非常歡迎您再度來台演奏。可否請您談談對台灣的印象？

A：我非常喜歡台灣。台灣真的保存了豐富深厚的中華文化，美食更是令人難忘，我也認識許多傑出台灣音樂家。我第一次來台灣是擔任鋼琴比賽評審，那時高雄辦了一個亞洲區少年鋼琴比賽，參賽者除了台灣人，多來自韓國和日本。在比賽中，評審一般會為本國子弟護航，韓國評審就給韓國鋼琴家打第一，日本評審就給日本鋼琴家第一。這其實是人之常情。可是自從有個高雄小鋼琴家上台演奏之後，韓國評審就給韓國鋼琴家第二，日本評審就給日本鋼琴家第二，大家都給這台灣男孩第一。我那時也給他第一，因為實在彈得精采。後來他來考寇蒂斯音樂院，自然也高分錄取。雖然他不是我的學生，但我在他老師生病時代課指導，他也總禮貌地叫我老師——他叫劉孟捷，我想你一定知道他！

 

Q：哈哈，大家都知道他，他還和棒球投手王建民同一年獲頒「十大傑出青年」呢！不過您是在手傷之後才至寇蒂斯音樂院任教，很抱歉再提到這個問題，但可否請您告訴我們，這症狀是如何開始？

A：其實非常突然。我有一天練習布拉姆斯《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發現有個地方怎麼練都彈不好，手指到了那邊就不聽使喚，不能照我意思控制，老是彈錯音。我覺得情況不妙，問了幾個朋友，大家卻笑說：「你以為只有你會彈錯音嗎？」

 

Q：那時醫學界對此還沒有深入了解，一般人也不知道問題出自何處。

A：沒錯，那時大家對肌張力不全症（dystonia）缺乏認識，不知道這是肌肉替代（註）最後造成神經傳導路線改變，大腦要手指往東，它卻偏偏往西。

 

Q：遇到如此問題的鋼琴家其實不少，很多人無法自我調適，覺得那是晴天霹靂，但您似乎很看得開。

A：也不是什麼看得開或看不開。當初我很擔心，不知道問題會多嚴重，怕最後會蔓延。後來發現問題只在右手手指，不會變成全身癱瘓，我已經很高興了。我右手只是失去演奏鋼琴所要求的靈敏控制，生活作息仍然如常，不是說右手從此廢了。而我也沒有放棄演奏，只是改彈左手而已。我過了廿多年每季演出一百場的生活，比許多鋼琴家一生演奏都要多，其實也已經夠了。改彈左手之後，我的演出變成一年約廿五場，也是樂得輕鬆，可以把時間用在其他我想做的事上。

 

Q：對於演奏左手曲目，您有沒有特別的心得？

A：以前除了拉威爾《左手鋼琴協奏曲》之外，我幾乎不認識什麼左手鋼琴作品。等到自己開始專攻左手演奏，才發現曲目其實很多，也不乏傑作，只可惜演奏的人太少了。我和梅塔與紐約愛樂合作康果爾德（Erich Wolfgang  Korngold）《左手鋼琴協奏曲》，而那竟是此曲的北美首演，可見大家都忘了這部作品。不過此曲還算幸運；當年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也寫了左手鋼琴協奏曲，樂譜到現在都沒找到！

 

Q：這兩曲都是當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去右手的鋼琴家維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1887-1961），出資委託作曲家譜曲所得的創作。

A：是的，而康果爾德那曲子的和聲實在豐富，管絃樂團華麗非常，而我得以一隻左手和眾多樂手抗衡。朋友就曾挖苦我，說我像是用一隻左手彈整部理查．史特勞斯的《莎樂美》！

 

Q：說到理查．史特勞斯，當年他也為維根斯坦譜曲，而您錄了其中的《家庭交響曲之番外篇》Parergon zur Symphonia Domestica，Op.73。

A：這是出自普列文（Andre Previn）的邀請，但我可得和你承認，我沒有在現場彈過，因為音量實在太不平衡，鋼琴根本無法被聽見。不過透過錄音技術，鋼琴聲部在CD裡可是聽得一清二楚，一點都不是問題。

 

Q：左手曲目在技巧上，有沒有什麼特別難處？

A：其實就和雙手作品一樣，鋼琴家都必須找出方法克服其中的技巧難點，很難說有何「特別難」的地方，雖然還真是不容易。若要我說，我想其中最難的，其實是背譜，而我後來也不背了。

 

Q：為什麼呢？

A：因為用雙手演奏，任一手彈錯音，其實不影響另一手。但左手獨奏可不然。有些瘋狂樂曲，像是瑞格（Marx Reger）寫的作品，一隻左手，五個手指，居然要彈三聲部賦格。只要一個手指出錯，自然會牽動到其他手指，根本難以挽救，也無從遮掩。如果還要背譜，任何錯音都可能導致大災難。我以前背譜彈左手曲目，朋友都說我瘋了。最後我改成看譜演奏，不是背不下樂曲或對作品不熟，而是避免這種因錯音而造成的不必要災難。

 

Q：您上次來台時我才大一，而這兩次您都演奏拉威爾《左手鋼琴協奏曲》。對一般鋼琴家而言，他們有非常多「標準」曲目；但對左手鋼琴家而言，即使仍有不少選擇，最常演奏的還是拉威爾。在演出此曲卅多年後，您如何保持演奏的新意？

A：就像一位好演員扮演哈姆雷特，我相信即使他演了一百場，仍能保持表演的新意，甚至隨經驗愈來愈成熟。我期許自己能是好演員，而拉威爾《左手鋼琴協奏曲》也像莎士比亞《哈姆雷特》，是一部偉大深邃的不朽經典。面對如此作品，我永遠都有新發現，也隨時準備好要在演奏中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Q：當年維根斯坦請鋼琴家譜寫左手鋼琴作品，現在您也影響當代作曲家，進一步豐富左手曲目。

A：我很高興許多作曲家為我譜曲，包括羅瑞姆（Ned Rorem）的《左手（第四號）鋼琴協奏曲》。包爾康（William Bolcom）則寫了首非常具挑戰性的作品：那是為我和佛萊雪（Leon Fleisher）所寫，《Gaea：為兩隻左手和樂團的鋼琴協奏曲》。此曲之難，在於我和樂團的部分是一個曲子，佛萊雪和樂團的部分也是一個曲子，可是兩者結合，又是一個曲子——當包爾康告訴我們這個構想，我們都覺得他瘋了，這個曲子根本寫不出來，誰知他最後竟然寫成了！倒是首演的時候，光是排練，就差點把我們給練死。

 

Q：佛萊雪是您相交六十多年的老友，他也苦於手疾。您出現這個問題後，佛萊雪是否給您復健上的建議？

A：哈哈，剛好相反！他比我早罹患肌張力不全症，試了一堆方法但都無效，最後受夠了，乾脆放棄。反而是我在治療期間得到許多新知，把最新療法和他分享，他才重新開始復建。

 

Q：您的自傳提到當年您們這群朋友如何討論批評彼此的演奏，又互相扶持幫助，真的很令人感動。我想這樣的經驗，也必然在您擔任寇蒂斯音樂院院長時，影響您的教學或課程規畫。

A：的確如此。我非常鼓勵學生互相傾聽，也希望老師之間能彼此交流，大家討論音樂，而不是關在琴房裡自己學習，不知道別人的想法和意見。我在寇蒂斯音樂院設立了「鋼琴討論班」，幾位教授一起聆聽彼此學生的演奏，大家集思廣益給予意見。所以在討論班裡，你可以聽到我的學生彈完，我同事吼著：「究竟是那個白癡教你彈成這樣的？」

 

Q：在您學習的年代，好像師生關係「必須」非常嚴密，學生若找其他老師上課，就會被視為叛徒。

A：真的是這樣，而我覺得這相當不健康。有一個很著名的故事：我的某位同事以前在某學校任教。某日他進電梯，遇到一位他認識的鋼琴學生，「某某老師早安」、「某某同學早安」，兩人只講了這幾句話，但下午那學生的指導老師就怒氣沖沖來敲門：「說！你給我學生上了什麼課！你想搶我的學生嗎！」所以在我們那時候，同儕討論就顯得格外重要。我是凡格洛娃的學生，接受非常傳統的俄國學派教育。如果我不能給賽爾金（Rudolf Serkin）或許納伯（Artur Schnabel）等德奧學派大師指導，至少我可以和他們的學生討論，聆聽彼此對同一曲目的彈法，交換或辯論各家詮釋觀點。我必須說，我從朋友身上所學到的，絕對不亞於凡格洛娃的教導。

 

Q：您在手傷後利用時間到哥倫比亞大學修習東亞藝術碩士並學習中文，如今成為品味學養俱足的中國藝術收藏家與鑑賞家，上次來台故宮還特別請您演講。可否請您談談中國文化與藝術對您的影響？

A：我從小就喜愛中國與東方藝術。這沒辦法解釋，只能說是天性如此。我去了中國卅四次，不是去演奏，而是和大英博物館一同考古，或是親眼見見名山大川，那些詩詞書畫裡的美麗世界。我喜歡閱讀，喜歡嘗試新事物，對生活一切都感到好奇，也樂於探索。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興趣與愛好，特別是能欣賞藝術，人生真的會變得截然不同。

 

Q：您現在有好些著名的中國學生，像是王羽佳、張昊辰和郎朗，和您所喜愛的藝術世界大概也更為親近了。

A：好幾年前我去敦煌考古，有位小姐總稱我葛拉夫曼先生，我說這實在太見外，妳叫我名字就好。她對我一無所知，知道我彈鋼琴也教鋼琴後，問我「那您知道郎朗嗎？」唉，我真不該說實話——從此之後，我的稱呼從六個字變成五個字，到我離開敦煌，我都不是葛拉夫曼先生或蓋瑞，而是「郎朗的老師」！

 

註：身體若（不自知）長期以甲肌肉做平常該是乙肌肉做的事，導致大腦認知與神經傳導路線配合失當，那麼就無法以意識成功控制該肌肉，也就無法順利完成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