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在七○年代之所以成為一種運動，是因為在經過高壓禁錮的黑暗年代之後，年輕人終於可以發出微弱的聲音：先是保釣運動在七○年代初點燃了青年運動，文藝青年們接著開始辦起文藝雜誌、搞活動，然後用歌曲唱出他們的聲音。……但這些歌不僅與美國民歌傳統的精神斷裂，也與當時回歸現實的文化氛圍切割，而很快地被商業機器整編成為下一波流行音樂。
那是台灣春光乍現的年代。
在七○年代，如今我們熟悉的從反對政治到流行音樂的胚胎開始成型。
一九七○年代初，開放增額立委補選、台灣退出聯合國、蔣經國在紐約遇刺及其後擔任行政院長，海內外保釣運動等重大事件，打開了台灣的政治空間，一直緊緊壓迫台灣人民思想的黑色鐵幕掀開了一角。
人們開始思考「我們是誰」，開始回歸現實，開始追求政治與社會改革，推動思想與文化運動。
這些是七○年代青年們「唱自己的歌」的歷史布幕。
美國音樂登台 影響台灣民歌運動
另一個重要背景，又或許是歷史的巧合，是七○年代台灣的開放正好接在美國風起雲湧的六○年代之後。尤其一九六五年美軍因為越戰來台，帶來了美國雜誌、唱片，也帶來了反戰和民權運動的思想。
於是，在搖滾樂與嬉皮文化浸泡幻想的年輕人，到了七○年代可以開始實踐波希米亞夢。「熱門音樂」樂團愈來愈多、翻版唱片工業開始興起、本土通俗音樂雜誌也出現了，民歌西餐廳如艾迪亞、野人、哥倫比亞一個個冒出，成為青年反文化的基地。
在七○年代初大學畢業的段氏兄弟，就一面創辦《滾石》雜誌，一面參加黨外的政治演講。文化與政治的兩種反叛在這裡統一起來了。然後，他們在八○年代初創辦了滾石唱片。
當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緊箍咒仍然緊密，長髮青年會因為「違反社會善良風俗」被帶到警察局拘留。
六○年代美國音樂對台灣更大的影響，是直接影響了台灣民歌運動。
彼時的年輕人抱著吉他，彈起那些西方的流行民歌。那些歌曲對他們的影響不只是音樂——如林懷民所說，他們像是一道光，震撼他們這些生活在一個幽暗之島的年輕人。
尤其是巴布．狄倫（Bob Dylan）。
胡德夫說，他們從巴布．狄倫，或者巴布．狄倫的前輩如Woody Guthrie、Pete Seeger學到的音樂態度是：I write what I saw（我寫我看見的）。的確，美國民歌從廿世紀上半期到六○年代，有一種民粹主義的或左翼的傳統，是要「唱人民的歌、為人民而唱」。六○年代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恰好又提供了豐饒的土壤。
楊祖珺說：「在一片死寂的台灣空氣中，被視為是相對於『靡靡之音』的另一種『不入流』的年輕人歌曲，在精神上竟然與接世界左派的反省思潮接軌。」
李雙澤的質問 年輕人唱出自己的聲音
李雙澤則讓胡德夫認識了巴布．狄倫，並且跟他說，除了唱老外的歌，你們（原住民）有自己的歌嗎？於是，胡德夫唱起了陸森寶的〈美麗的稻穗〉，並且回部落把這首歌學好。
一九七四年，李雙澤幫胡德夫籌辦台灣第一場民謠演唱會「美麗的稻穗」。
一九七五年，他們的另一個朋友楊弦舉辦「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被視為是民歌運動的關鍵起點。演唱會上主要是唱余光中的詩；他們還不是「唱自己的歌」。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在淡江大學的演唱會上，李雙澤忿忿地說，我們要唱自己的歌。
逐漸地，有更多力量投入推動民歌，主要推手當然是陶曉清女士。一九七七年，她先後舉辦數場「中國現代民歌」演唱會，十月也在洪健全基金會支持下出版《我們的歌》專輯。也是在這一年，新格唱片創辦金韻獎，進行校園民歌比賽，舉辦演唱會，發行唱片並標榜是「由這一代年輕人的心聲所譜成的」。很快地，這股風氣造成風潮。
民歌在七○年代之所以成為一種運動，是因為在經過高壓禁錮的黑暗年代之後，年輕人終於可以發出微弱的聲音：先是保釣運動在七○年代初點燃了青年運動，文藝青年們接著開始辦起文藝雜誌、搞活動，然後用歌曲唱出他們的聲音。
質樸的聲音 在壓抑下抽離了社會
照楊祖珺的描述，「在每晚十點以後停播的電視媒體中，只見當權者一再嚴厲指責的『靡靡之音』充斥其中，年輕人打開電視所能看到的，不是瓊瑤式你死我活的家庭愛情倫理大悲劇，就是身著亮片禮服不准搖擺身體不准搖擺臀部的歌星演唱。」
而民歌，不同於流行歌曲，從其音樂表達形式（一個人一把吉他即可），裝扮（素樸），到意識形態（追求真誠性），最能成為年輕人表達自我的文化實踐。
事實上，在七○年代，整個台灣社會都在重新尋找自我認同，所以他們要「唱自己的歌」。
但雖然這股民歌風潮最初是受到巴布．狄倫、瓊．拜雅（Joan Baez）的影響，理論上是應該在意識上關注社會，音樂根源上根植於傳統的，而這兩者也正是七○年代的時代精神，但台灣在七○後代中期以後發展出來的民歌卻是抽離社會、遠離土地的。
以社會實踐路線來說，具有強烈社會意識的李雙澤壯士未酬身先死。楊祖珺接著在各大專院校、工廠、鄉村，演唱、推動「唱自己的歌」運動。一九七八年八月，在榮星花園舉辦「青草地演唱會」為照顧雛妓的廣慈博愛院籌募基金。但漸漸地，她被當局視為從事群眾運動，開始打壓她，斬斷她的音樂與社會運動空間，最後逼得她走上反對政治。
遠離了土地 青年的歌聲依舊蒼白
如果在高壓的政治下，不能發展社會批判性的歌曲。但為何另一個美國民歌的精神：與土地的接合，沒有影響民歌運動呢？尤其，七○年代文化界開始向「鄉土文化」尋根：如七三年的現代詩論戰、雲門舞集的創辦，七六年的洪通、七七年陳達上台北、鄉土文學論戰。更不要說，台北文化界發現了「陳達」，而陳達也確實出現在一些民歌演唱會（如一九七七年在淡江的「中國民俗歌謠之夜」），但陳達所代表的土地之歌卻似乎沒有進入民歌的血液中，不論是音樂或歌詞。七○年代民歌運動承傳了美國六○年代與之前民歌傳統的，似乎只有創作不多的胡德夫。
在威權體制下，失語已久的年輕人在七○年代用民歌唱出了他們的聲音。但這些歌不僅與美國民歌傳統的精神斷裂，也與當時回歸現實的文化氛圍切割，而很快地被商業機器整編成為下一波流行音樂。
春光確實乍現，但在黑暗的時代中，青年的歌聲依然蒼白。
音樂關鍵字
整理 廖俊逞
李雙澤（1949-1977）
畫家、作曲家、民歌歌手，與胡德夫、楊弦被共尊為台灣校園民歌運動的催生者。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淡江文理學院在校內舉辦「西洋民謠演唱會」，本擔任表演 者的胡德夫因傷未能出席，由李雙澤代為上場。李雙澤看到其餘演出者，還是唱著西洋歌曲，實在無法按捺。等到他上場時，他拿著一瓶可口可樂，大聲問著台下： 「全世界年輕人喝的都是可口可樂，唱的都是英文歌，請問我們自己的歌在哪裡？」接著開始演唱〈補破網〉、〈國父紀念歌〉等國台語歌曲，此舉引起台下一片嘩 然。隔天便燃起台灣藝文界對「現代民歌」的論戰，是為「淡江事件」。
胡德夫（1950-）
來自大武山，擁有卑南族及排灣族血統，被譽為「台灣民歌之父」與「台灣原住民運動」的先驅。大學時代，胡德夫在哥倫比亞大使館咖啡廳駐唱，那是藝文界人士聚 集之地，其中李雙澤是影響胡德夫最深的朋友。一九七○年代的台灣，正處於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衰落的時刻，然而台灣青年朗朗上口仍是西洋歌曲，對自己語言 的歌曲卻知之甚少。在李雙澤與胡德夫、楊弦的身體力行之下，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台灣校園民歌運動的時代，正式開啟。七○年代末期，在國民黨執政體系 之下，胡德夫就已投身黨外運動，用詞曲歌聲，為民主，為台灣，以及為自己的族群發聲。他創作的歌曲〈美麗島〉在戒嚴時代被列為禁歌。
楊弦（1950-）
與李雙澤、胡德夫同為哥倫比亞咖啡廳文藝班底。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在台北中山堂，以「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的名義開唱。前半場演唱英文歌曲，下半場以詩人 余光中的詩作為詞譜曲，發表九首余氏詩作，後收入進楊弦首張專輯《中國現代民歌集》內。這張專輯被公認為是第一張有資格稱作「民歌」的專輯。楊弦的作品風 格，既帶有中國傳統藝術的氣息，也吸收了美國民謠與鄉村歌曲的元素，這在當時是前所未見的創作形式。一九七七年發行了第二張個人專輯《西出陽關》，在開了 兩場「暫別」演唱會後離開了樂壇。
楊祖珺（1955-）
為李雙澤淡江文理學院學妹，同樣 是校園民歌運動的代表人物。當時戒嚴下的台灣，主持台視音樂節目「跳躍的音符」的楊祖珺，因不滿新聞局要求其演唱淨化歌曲、干涉民謠的播放而辭職。她走上 街頭，以歌曲與行動，來散布她所堅信的理念。一九七八年，由新格唱片所發行的同名專輯唱片《楊祖珺》，於兩個月後遭到回收禁播，理由是其所收錄的歌曲〈少 年中國〉與〈美麗島〉，各帶有統獨意識，因而未能通過歌曲審查制度。在民歌歌手這條路慢慢被打壓窄化的同時，她加入了黨外運動，成為民進黨創黨元老，以另 外一種方式向社會吶喊。
陶曉清（1947-）
台灣資深廣播人，引領七○年代台灣民歌運 動，被譽為「台灣民歌之母」。一九六五年，陶曉清開始主持中廣節目「中廣熱門音樂」，介紹當時的西洋流行音樂，蔚為風潮。一九七五年，陶曉清在節目另闢 「中西民歌」時段，介紹由台灣青年學子自行創作的歌謠。這些實驗性歌曲，得到了聽眾的回響喜愛。之後，她更以電台廣播人身分，聯合了廣播界與藝文界人士， 召開「中國現代民歌」演唱會，演唱者包含了胡德夫、楊弦、楊祖珺、吳楚楚等民歌運動健將。她並策劃了「第一屆中國現代民歌之夜」演唱會，與《我們的歌》專輯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