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代是一個無法冷靜的時代，在文學的疆土上，硝煙紛起，先是「現代詩論戰」，接著更是影響深遠的「鄉土文學論戰」，而文學的內涵也重新注視腳下台灣這塊土地，更對進入資本主義時代的台灣社會變化憂心忡忡。另一方面這也是個純情的年代，愛情的夢幻、純真的民族情懷，也標誌了這個時代的文藝風向。
七○年代初期，唐文標發表〈僵斃的現代詩〉，指出詩乃麻醉劑、迷幻藥，寄生於寒酸文人與貴族之間，是偽善的，不曾對社會有所貢獻。他雖然知道現代詩有「特具的美好經濟的言語」，卻認為它缺乏「健康的個性」，只是「囚困在自己和文字之中」。之後，他又有〈詩的沒落〉、〈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等文，以「現代詩論戰」揭開了七○年代文學文化的序幕。和他持類似意見的，還有寫〈中國現代詩的幻境〉及〈中國現代詩的困境〉二文的關傑明。當然，時至今日，我們或可以用藝術的自律／他律來分析，用文化政治的概念來分析，用文學史裡頭間歇的、週期性發作的外向與內向之爭來分析、用現代主義中對於自我的關注來分析——然而，七○年代是一個無法冷靜的時代。
沉浸到土地的氣息中 重新發明自己
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升火於四野，年輕人激動起來了，五四時代以斷裂的幻影的方式重新回來，變成可被借用的鷹架，支撐他們的焚燒。一九七二年中（台）日斷交，一九七五年強人蔣介石去世，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八年中（台）美斷交，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十大建設」為代表的經濟與社會轉型、透過選舉和傳媒來打開空間的黨外運動正如火如荼——一連串政治與文化上的衝擊，雲門舞集誕生了，校園民歌大量地創作出來，人們的思想舞台向左擴張，鄉土寫實上升為一種文學的美學意識形態與道德判斷，創作者普遍地開始回過頭來注視台灣自身（雖然可能是在「中國」或「中華文化」的框框底下），挖掘土地的歷史，或者說，是沉浸到土地的氣息中，重新發明自己。詩人吳晟《吾鄉印象》（1976）、《泥土》（1979）的出版，即是和這股風潮中的重要組成，堅定的心懷、勞動的執著、簡樸實在的文筆，不借助於古典或西方文學資源，沒有感傷的情調，也不把自我當作探索核心，放射一股穩若磐石的、凝視都市以外的鄉土世界的視線，恰恰與關傑明、唐文標所批判者相反。
「鄉土文學論戰」允為七○年代最重要的文學事件，「鄉土」陣營包括了尉天驄、陳映真（許南村）、蔣勳、王拓、葉石濤等等，批評陣營則有朱西甯、銀正雄、彭歌、余光中等等，尤其余光中〈狼來了〉一文至為「經典」，直指「鄉土」陣營所提倡乃為「工農兵文學」，故意突出某些階級，是否為對於毛澤東言論的呼應、暗合？卅餘年以後，與其指責余光中的危言聳聽、政治幫佣，不如將該文放回七○年代的脈絡，這樣的文章必然會在論戰中出現，其中所主張、所反對，一方面折映了若干文學家對於「戴帽子」的厭倦，另一方面，也是反共意識形態在作用。只是，「鄉土」陣營所批評的「買辦」、「崇洋媚外」云云，尚未挑動敏感神經，「工農兵文學」此等質疑，卻擊中了官方懼共的深層恐怖。
對資本主義台灣的憂心 青年人的純情年代
這個時期，台北正逐漸擴大發皇，城鄉差距拉得更顯著，成為全球性的資本運作中的一部分，對於都市以及體現於都市的跨國資本流動的憎恨、批判，對於純樸台灣本質的流失的哀悼，也成為文學作品的重要內涵。王禎和、黃春明、陳映真的小說內，都對以上現象作出深刻諷刺與討論。陳映真〈夜行貨車〉尤其展現了一幅經典圖畫：經歷了一連串工作、情慾上的和自我的搏鬥，象徵本省自發力量的男主角詹奕宏，帶著一度迷失了自己的外省女孩劉小玲「回鄉下去」，不願意繼續在外國人及媚外的本國上司底下「龜龜瑣瑣地過日子」；小說最後，停格在「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夜行貨車，轟隆轟隆地開向南方的他的故鄉的貨車」，那樣堅實的，可是也充滿了陽剛氣質的回歸，而回歸的方向，乃是未受「污染」的大島南方——故鄉，或者，就是「鄉土」罷，一處非都市的、草根的存在。
同時，這也是一個純情的年代。通俗文化中，瓊瑤小說與瓊瑤愛情電影仍然大行其道，無論文字或影像，以俊男美女組合、強調主角的文學涵養、一見鍾情與巧合誤會、為愛奉獻和跨越階級等模式，形塑了一代青年想像愛情的方式。在較為菁英的範圍內，由僑生文藝青年組成的「神州詩社」、由本地校園文藝青年組成的「三三」，以同樣純情天真的方式愛他們的神州中國，出版刊物、四處宣講他們的理念。其中又以「三三」對台灣文學場域影響更大，他們奉胡蘭成為精神導師，中介、強化胡式美學與張愛玲其人其作在台灣讀者間的感染力，重要成員如朱天文、朱天心、謝材俊（唐諾）、林俊穎等人，至今仍活躍於台灣文壇。
傳媒鼓舞 日治老作家重出江湖
鄉土文學論戰造成的硝煙，以及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的社會震盪，文化媒體上也有相應的作為。態度較為保守、以純文學為信條的《聯合報》的「聯合副刊」，主編瘂弦推出「寶刀集」，意味著寶刀未老，號召日治時期即開始寫作的台籍老作家。就整體社會氣氛，以及傳媒和黨國的謀合關係來看，可說也是「撫平」工程的一環；就文論文，發表舞台的增加、大報的鼓勵，這些老作家留下了寶貴的文字資產。
論爭中難免極端，外力的催逼與自我發現互為因果，倥傯紛繁的聲響和交鋒，七○年代的人們發現黨國作為屏障的表面完滿的世界破裂了，我們得自己把自己從陷落中提升上去。歷史不是分段的，也無法切割，七○年代的諸多特質可能六○年代已見端倪，而今日台灣的文學文化風貌，又有相當程度是得益於七○年代的紛擾、追尋。
文學關鍵字
整理 廖俊逞
現代詩論戰
一 九七二年，關傑明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及〈中國現代詩的困境〉二文，針砭葉維廉編譯《中國現代詩選》、張默主編《中國現代詩論 選》、洛夫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部分）等三書缺乏現實意識，使當時詩壇陷入「困境」和「幻境」，隨後引發一場現代詩論戰。一九七三年，唐文標陸續 發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 僵斃的現代詩〉、〈詩的沒落〉，言論激烈並指明批評《文學雜誌》、《藍星》、《創世紀》等刊物，以及洛夫、周夢蝶、葉珊、余光中等人的詩作，是為「唐文標 事件」。
鄉土文學論戰
七○年代「鄉土文學」之名噪起，一直到一九七七年爆發的「鄉土文學 論戰」，這是台灣文學發展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學事件，支持者與反對者爭論著鄉土文學的內涵及台灣文學的走向，壁壘分明，表面上，這是一次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 的論戰，但實質上則是一場中國國族主義與台灣本土論的意識形態立場衝突。
兩大報文學獎
解 嚴前報紙發行限定三大張，《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和《聯合報》的「聯合副刊」因能見度高，獲「副刊就是文壇」之譽，兩刊各擁半壁江山、競爭激烈。一九 七六年「聯合小說獎」開辦，為私人報業舉辦文學獎先鋒，一九七八年「時報文學獎」跟進，蔚為文壇盛事。「時報文學獎」如同其「文化副刊」性質，種類多且機 動性高，對新興議題反映敏銳，較具開創性；「聯合報文學獎」則秉持較純粹的「文藝副刊」性質，徵選文類較穩定。「聯合副刊」推廣的極短篇小說，與「人間」 副刊推廣的報導文學，皆納入文學獎徵文，具推波助瀾之效。
大眾文學
創刊於五○年代的《皇 冠》雜誌，秉持著「心中有讀者，眼中有市場」的經營理念，並因六○年代中起「獨鍾瓊瑤」，使雜誌逐漸走向偏重通俗文學。不少新文類如瓊瑤愛情小說、高陽歷 史小說、司馬中原鄉野小說、三毛流浪文學、於梨華留學生文學、趙寧幽默雜文等，皆從《皇冠》開始。七○年代末朱天文等「三三集團」成員也在《皇冠》發表， 可視為因張愛玲、朱西甯延續而來的文學因緣，在凝聚文學社群與文化認同上發生作用。發行人平鑫濤在七○年代成立火鳥、巨星影業公司拍攝瓊瑤小說改編之電 影，策略性地拓展了大眾文學的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