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照堂——純樸直接的人與環境
1943年生。資深攝影家，並從事紀錄片製作。
七○年代的文化界、知識分子，開始開發鄉土這條路線。那時候紀錄片的概念還沒進來，沒有很多人在做。我們都還在摸索，做得比較簡單，可能不夠深入，但好好記錄下當時的人、事，也很珍貴。
我那時候在中視工作，到處跑，拍紀錄影像，有機會看到民間生態和生活裡比較現實的面向。像是拍「新聞集錦」、「60分鐘」，開始琢磨民間比較中、下階層的、角落的、鄉土的影像。黃春明他們策畫的「芬芳寶島」系列節目，用16釐米去拍攝台灣民間的東西在電視上播，那是最早的。我記得第一集是〈大甲媽祖回娘家〉，在一九七四到七五年間第一次看到，非常震撼。炮竹聲、人山人海、信徒沿途跟著媽祖走路的虔誠、香客的好客……裡面有很大的民間情感在發酵。我今年也有去。隔了四十幾年，很多景象不一樣，但人的情感跟寄託還是一樣。這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如果是政治信仰、文化信仰，可能很多人就改變了。
七○年代也是我攝影的轉型期，大學拍比較概念性的作品，出社會工作之後，看見生活周遭人的情感，可以感覺到整個環境的氛圍，對紀實攝影、紀錄片都有些觸發，開始認定那是我要走的方向。
我非常羨慕那時候的人和環境。當時比較純樸，人的想法比較直接、簡單、純粹，拍得到深刻的東西。不管你喜歡什麼，方向明確，可以比較專注、熱忱地投入進去。現在環境變了，太多選擇，人的面貌也錯綜複雜，不如以前直接有力。（採訪整理 朱安如）
郭力昕——動搖年代的思想啟蒙
1956年生。媒體評論人、學者，現任政治大學廣電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七○年代台灣的位置不一樣了，社會各方面都在動搖。美國和中國建交、台灣退出聯合國，民眾人心惶惶，充滿不確定感。從這個缺口，社會力量開始動搖之前超穩定、高控制的結構。
那是我高中到大學的時候，最後兩年在當兵。念東海外文系時，對文學、藝術比較有興趣。台灣當時的雜誌，以思潮性、文學性為主，蔣勳、奚淞當主編的《雄獅美術》（他們把美術雜誌變成人文雜誌，容納各式各樣的藝術），還有《中華雜誌》、《夏潮》、台大的《大學雜誌》，這幾本雜誌對我們影響比較大。
台灣的鄉土文學運動，大約在我大三時開始。主要戰場在台北，我們透過報紙、雜誌的報導，以大學生的角度閱讀兩派辯論，初步打開對本土的關切，以及從文學反映社會的觀察。比較幸運的是，尉天驄教授跟我父親是很好的朋友，像陳映真、王禎和，經常是他家裡的座上賓，因此我有機會受到一些影響、感染。這些父執輩的朋友像是參考、典範，讓我比較早關注這個方向。
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時我人在軍中，感覺很震撼。因為部分被拘捕名單，是校園裡有過交集，自己也敬重的人，像王拓、陳忠信。當時的社會氛圍，是戒嚴、冷戰下的反共、獨裁機制。這是必須要走的路，只是走得久了些；以後見之明來看，可能也很難加快速度。因為台灣太容易被孤立起來，跟外界的衝擊很緩慢。大家知道政治不自由，可是久了，好像也容易集體順從，變成一種生活方式。歷史的必經之路大概就是這樣，沒什麼可感慨的，不可能不經過。（採訪整理 朱安如）
陳柔縉——井底之蛙的舒適年代
1964年生。人文歷史作家，著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宮前町九十番地》、《囍事台灣》、《台灣摩登老廣告》、《台灣幸福百事：你想不到的第一次》等。
我從一九七三年的老廣告裡看到，當時麥當勞還沒登台，台北市博愛路就有家叫「鵝媽媽」的餐廳賣「漢堡」和「薯條」。七○年代初期，也多次看見這樣的新聞：「某個姓李的男子蓄長髮穿喇叭褲，不男不女，被警察取締。」一九七二年，台北市城中分局在一天之間，還一口氣抓了三百多個這種打扮的男孩子，哈哈哈。另外，台灣在七○年代就出現了信用卡、超商和自動提款機，我在《台灣幸福百事》裡也有寫到。
一九七○到一九七九年，正是我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一年級。我在高雄市就讀小學和初中〈私立教會學校不叫國中，叫初中〉，對政經大環境較欠缺感知的能力。印象最深刻的新聞，是一九七五年小五下學期四月五日深夜，蔣介石死掉。大約一週前，我從高雄到台北準備參加全省〈當時沒有「全國」的概念〉國樂獨奏比賽。我學的是揚琴，比賽當天正是四月五日，獲得全省第二名，理該很高興。可是，我還記得隔天（或隔幾天）回高雄的火車上，氣氛很凝重的感覺。之後國喪，我們上學都別著黑紗。回想起來，那時代的政治真教人吐血。
現在台灣社會的氛圍，很像到了紐約的中央公園，在藍天跟綠地之間，你可以有三千萬種隨性與自由，決定自己要怎麼度過午後。七○年代則像青蛙坐在村口的深井裡，搞不清外頭的世界，世界的聲音也進不來。焦慮嗎？濕濕涼涼、暗暗靜靜的，青蛙還覺得蠻舒服，沒有鬱悶到想破井而出。所謂大眾，其實是沉默無聲的，由極少數人決定了這個社會的聲音。
蕭青陽——生活與作品裡的癡迷烙印
1966年出生。資深平面設計師，曾四度入圍葛萊美獎唱片包裝設計。
每個人都受青春時期聽的音樂、到哪裡玩、和社會氣氛的影響很深，直到現在，七○年代的精神，還是繼續表達在我的生活和作品裡。
我是五年級生，家裡做麵包，前面就是南勢角大歌廳。當時，每一場牛肉場都滿座。那時不了解，為什麼好多大人每天去排隊，現在想起來挺有意思。當年剛開始有冷氣，還不是很涼爽，去冰果室吃剉冰的風味讓人很懷念。當時社會上產業正要轉型，倡導節儉、腳踏實地的精神；媒體、教育都很封閉，就是「反攻大陸、建設台灣」，最大的新聞可能是「中美斷交」。我還記得當時美國總統是卡特，我們看的卡通《湯姆歷險記》，主題曲也被重新填詞，變成：「卡特、卡特、我們真不喜歡你…」那真是全國一致，共同感受、共同難過。
七○年代在音樂上影響我最深的是「胡士托」。這個軟性的音樂革命，開啟全球在音樂上出現新的想法，反省人類真正的追求。台灣當時從disco發展到民歌，我正在求學階段，常聽Bee Gees、ABBA、衝浪舞。到現在，我偶爾還是會把卡本特拿出來聽。那年代，歌詞都寫得很雋永，比如〈頭上戴一朵花去舊金山〉，不同於這個年代的音樂只有節奏，當時很有文學感。很多人說我的設計有很多意涵，其實不是。因為我是在那年代養成的，所以很多音樂、視覺的美學，都包含了文字的描寫，比如提到夏天，我企圖描述流汗的氣味，而那是可以閱讀的。我也經常向身邊的朋友懷念起七○年代，很追隨、很迷戀。（採訪整理 朱安如）
吳億偉——加工區的下班時刻
1978年生。小說、散文作家，作品有小說《芭樂人生》、散文集《努力工作：我的家庭勞動紀事》
七○年代，我的印象縮成一張泛黃的照片。
那是前鎮加工區大門口，下班的尖峰時間。馬路上，龐大的光陽機車（沒有流線型的設計，只有大塊塑膠板的車體，彷彿下一刻便能成為變形金剛），紅極一時的偉士牌機車（紅色白色，如小盾牌的車前體，拿著握把就能衝進了敵營），還有酷斃的本田機車與許多腳踏車，上頭男男女女，帶著大大口罩，或是燙著捲捲爆炸頭，或是掛著鏡框與半張臉大的眼鏡。不用戴安全帽的時代，表情與眼神不被掩罩。機車與人聲混雜的喧鬧，似乎直辣辣地穿透紙張，射向卅年後的現在，但只是短短幾公釐，卻將一切收得那麼安靜。
我親人的回憶所在，我錯過的時代所在，島嶼南方的那些這些，似乎都收攏在這將近七十公畝的土地上，每天集合與解散的大操場。不同的建築工廠是教室，傳出的聲音，不是虛幻摸不著邊的知識，而是鏗鏘有力的日常節奏。多年後當我探訪，空曠曠街道已然連結不上言語塑造的過去，沒有滿滿的人潮擠滿空間（我的回憶似乎也早已如此成形）：上班，擁擠，進工廠，擁擠，日復一日，擁擠，吃飯，擁擠，餐廳，擁擠，午休，擁擠，下班，再度擁擠。
時代的殘影在失去實證後更顯清晰，完完全全被強烈鎖在那一刻那一瞬，雖然日漸泛黃，卻永不被洗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