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著一頁又一頁發黃脆弱的檔案，全部的藝術家好像在一九三八年同時結束了藝術生涯，或者生命。某某一九三八年流亡倫敦；某某一九三八遭解雇；某某一九三八被通緝；某某一九三八被謀害；某某一九三八送入集中營、死亡……
這些名字，都是一時之選。
維也納，在音樂的歷史上一向角色舉足輕重，是人傑、經典之作綿延不絕的搖籃；但是，她有一段空白的歷史，一段抹去了的噤言歷史，在二○○八年，還冤。這和馬勒的作品遭到禁演有些關係。
在馬勒的辦公室裡看著這一堆被人遺忘、甚至是被驅趕離去的藝術家的照片，真是百感交集。馬勒的辦公室在維也納的歌劇院，面對環城林蔭大道，位於二樓的右邊側間。歌劇院是馬勒「上班」的地方。白天要處理歌劇節目流程的安排，不時穿插著女高音歇斯底里尖聲的喊叫，得排解藝術家之間的忌妒糾紛，還要促動整個樂團的水準提升。中午十二點準時回家午餐，之後，傍晚又疾步邁去指揮晚上的音樂會。這是他在維也納歌劇院十年來的作息表。
尊重音樂 馬勒嚴以律己也律人
愛爾瑪，這位小馬勒廿歲，一輩子穿梭在藝術家之間的女人，在還沒成為馬勒的夫人前，曾說：「天啊！這個人簡直是純氧的化身！」意指，馬勒那種緊張的精神狀態和不斷燃燒精力的樣子。這幾近自虐式的緊繃張力，馬勒除了嚴以「律己」之外，亦貫徹始終地「施於他人」，把這套哲學毫不妥協地用在劇院的經營上。這在今天聽起來，沒什麼奇特的，聽音樂會本來就不可以講話吃東西，團員排練本來就是要準時；但是，那時維也納的劇院聽眾，仍像睡美人一樣，沉醉在甜醉閒適、享受生活情趣的帝國安逸裡，聽個音樂本來就是要讓心情輕鬆的嘛！更何況醉翁之意不在酒、醉酒之意也不在歌劇，歌劇院是「社交」、「交際」的代名詞，來者是要來看人，也是要給人看的。音樂，襯托一下就好了。
這在馬勒眼裡，是褻瀆，也是大逆。對音樂不虔誠，這和他一輩子戰戰兢兢奮鬥向上的哲學有違。他改革的手法，不只在節目的內容上大刀闊斧；還轉身嚴厲要求觀眾噤語，全心專心在音樂的諦聽上，他上台的第一步就把整個廳的燈光滅了。往後的音樂會，觀眾只能乖乖地坐在位子上，一片漆黑下，除了「聽」，什麼也不能做。
嘴巴閉上後，靈魂之口才會開啟。這種基本轉變，可想而知，換來的是一堆埋在心裡的憤懣，團員日子開始不好過了，連管理戲服道具的人也感到壓力倍增。有個歌劇院裡的音樂家曾經留下這段記錄：「馬勒給歌劇院帶來了一種根本性的災難。整棟歌劇院從樑柱到地基，被這種空前持續性的高度地震給震得天搖地動，凡是不夠強韌、存活力不夠的，全都得陣亡。在這短時間內，大部分的歌手都被fire掉了……」
反猶風潮中 馬勒被迫下台
沒錯，不夠堅強、抗壓力不夠的，都活不下來，這才是維也納深藏不露的真面貌。「但劇院在最短時間內，因馬勒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到達一絕無僅有的傲人高度；但也是在這段時間內，劇院裡無時無刻不是充斥著緊張、劍拔弩張、人聲沸嚷及一種人心惶惶的氣氛。」馬勒接手的這十年（1897-1907），讓維也納歌劇院深深獲益至今，那種非人高標的要求，讓這塊黃金招牌永立不搖，成為世界指標性的水平。
馬勒一九○七年在歌劇院的最後一場演出，是他的交響曲第二號《復活》。掌聲之熱烈、鮮花之多、叫好的歡呼伴隨著眼淚，但是，馬勒得走，因為，他是猶太人。當然，他對歌手、音樂家那嚴厲求好不耐煩的責難之聲，仍歷歷在耳；他和皇室之間的意見相左，也與日俱深（皇家禁止理查．史特勞斯歌劇《莎樂美》的首演，成為雙方致命的決裂）；還有，一場新聞反猶情緒的文攻，也來勢洶洶。最後馬勒出走紐約，挨了四年，容忍降低自己的演出水準。終末，僅指揮音樂會的演出，不再過問歌劇。
馬勒被趕，也好，沒看到自己的姪女，後來死在集中營。馬勒死於一九一一年，那時納粹還沒來。他，只是維也納反猶情緒的首波犧牲者罷了，往後，歌劇院被趕出走的人還多著呢！
馬勒的妹妹，嫁給維也納歌劇院樂團的小提琴首席Arnold Rosé。維也納世紀末的畫家軻可許迦（Oskar Kokoschka，1886-1980，也是愛爾瑪日後的情人之一）曾經在聽完他的演奏後獻上一份禮物，那是畫在一張紙上的一束花，加上一句話：「給小提琴之神！」那時這位小提琴首席已流亡倫敦，時值七十五高齡。不久，在得知自己鍾愛的女兒喪命波蘭的集中營後，他也因受此打擊尾隨而去。我不知道這位老父知不知曉，他們的女兒，在集中營時還得組織女子樂團，以娛德軍。一張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一群穿著美麗輕紗手中拿著各式各樣的樂器的女子，神情愉悅地站在舞台上微笑著。不知他們是慶幸自己能在夾縫中求生？還是真的為剛剛演出的結果滿意而笑。
政治風暴下 藝術飄搖摧折
音樂和政治有何關係？我們先來看一下一九三六那年歌劇院的指揮布魯諾．華爾特（Bruno Walter）——這位和馬勒同為猶太裔的傳人——在指揮華格納歌劇《崔斯坦與伊索德》的演出時，一顆臭氣彈往舞台丟了過去；而一九三八年希特勒還沒正式接受奧地利時，維也納歌劇院總監就趕緊辭退一位首席芭蕾伶娜，因為她嫁給一個猶太血統的人。後來，劇院內凡舉不具亞利安人種（即德國碧眼金髮）或擁有四分之一以上猶太血統的，都被迫退休辭掉。因為歌劇院的藝術家算是國家公務員，淨化的工作要先從公職單位開始。
那段時間裡，共有七十五位藝術家與約廿個歌劇院的工作人員，先後被解雇逼退。
不過，回首顧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九一八到廿五年（奧匈帝國殞滅於一九一八年），甚至到三○年代之間，馬勒的作品還頻頻演出，甚至可說是和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受喜愛的程度不相上下、演出的頻率並列。連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馬斯．曼的妻舅Klaus Pringsheim在一九二三到二四年間幾乎籌劃指揮了全套馬勒的作品。只不過，理查．史特勞斯後來成為希特勒的文化部長；而馬勒的交響曲則自動消失，一直隱匿到六○年代才又復甦。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希特勒現身在維也納歌劇院的國王包廂，接受群眾的歡呼，那天是理查．史特勞斯歌劇《和平之日》的首演。「和平之日」？同年的九月一日德軍就大舉侵入波蘭了，揭開二次世戰的序幕，這齣歌劇，可說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世事反諷，真莫過於此。我仔細凝視展覽陳列的總譜，在「和平之日」發黃的總譜封面上，不知那一位歌手，留下了個字：「戰爭」。好位洞燭先機的先知灼見！這位不知是誰的藝術家在排練、演唱時，竟然不被藝術的名目矇過雙眼、蓋過雙耳；在作戲的那一刻，我相信，他心裡有數，清楚知道自己的雙眼將看到什麼樣的未來。那隨著歲月淡去卻嵌印在封面上的鉛筆痕跡，好似隆隆砲聲，在七十年後的今天，仍歷歷觸目。
有人淪落異鄉 也有人乘勢崛起
這些當時歌劇院當紅一時的明星、芭蕾舞者、音樂家，在維也納一九三八變色之後，流亡、逃離。腳步夠快的，在美國或拉丁美洲找到新機會，好些人在好萊塢成了電影音樂的墊基者；慢一點的，或政治嗅覺不夠靈敏的，就喪生在集中營。但是，更多的是那些人走得了，但是「心」走不了的人。並不是每個到新大陸的音樂家或首席芭蕾舞者都能大展身手，別忘了，馬勒那時在紐約，得容忍大大降低自己的水準來演出，他熬了四年，病病懨懨地回到維也納，求的，是安眠於此。而絕大部分的藝術家在花果飄零後，都因文化養分的汩汩流失而無法安身立命，很多人殷殷盼盼地想回來，但卻回不來，而積鬱終於異鄉。
這總共大概有五千人左右吧！
不過，也有人趁機崛起得勢。他們選擇向法西斯的政權磁場靠攏，因政治力量的加持，轉佔了一切和藝術有關的資源，文化行政、學院教職、樂團編制，夜夜笙歌地和執政者琴瑟唱和。至今，不少奧地利的街名也好、音樂節名也好，仍以這些人的名字命名。希特勒的左右手葛柏頭頭，不是為維也納歌劇院的驚人水準，醉心稱讚不已嗎？不少人，仍受惠至今天。
我以前不知為什麼，對卡拉揚一向有股隱隱的反感。他的劇照總讓我有股不對勁的感覺，相對的對他在藝術上的成就，也存著股狐疑；對音樂史、音樂節（尤其是薩爾斯堡音樂節）和柏林愛樂，對他整個神格化的推崇，更難以置評。後來，不久前才知道，他曾經二次加入「青年納粹黨」NSDAP。二進二出，這就明白不過了，機會主義者。哪裡有好處、誰當權，往哪裡去。
一九三八 多少名字消失……
望著一頁又一頁發黃脆弱的檔案，全部的藝術家好像在一九三八年同時結束了藝術生涯，或者生命。某某一九三八年流亡倫敦；某某一九三八遭解雇；某某一九三八被通緝；某某一九三八被謀害；某某一九三八送入集中營、死亡……
這些名字，都是一時之選。
焚化爐升起的煙，有著莫札特的小步舞曲，也有約翰．史特勞斯的圓舞曲。
坐在歌劇院裡的人啊！你們是幫兇？是受害者？還是觀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