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捷克總統、劇作家哈維爾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逝世，享年七十五歲。從「布拉格之春」的異議分子、被捕入監的政治犯、「天鵝絨革命」的領導者到被選為捷克總統，哈維爾的政治角色雖鮮明，但我們更不能忘記他的劇作家身分，而且是以犀利的筆鋒，作為革命的利器。本刊特邀熟悉捷克劇壇的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耿一偉，以此文介紹哈維爾的劇作特色與成就。
哈維爾（Václav Havel）生前的最後一部劇作《離去》Odcházení於二○○七年完成，兩年後在布拉格Archa劇院首演。之後哈維爾又將劇本改編成電影，並由本人擔任導演，二○一一年三月上院線。九個月後，這位曾擔任總統職務的捷克劇作家於睡夢中辭世。但哈維爾的離去應是帶著滿足，因為他實現了年輕時的電影夢。
《離去》一劇帶有相當的自傳性色彩。某個國家剛卸任的總理，受到繼任者的威脅，要求他公開支持反對陣營，否則就要收回他鄉間的國家別墅。任何對捷克政治生態有了解的人，很難不聯想到哈維爾與現任總統克勞斯（Vaclav Klaus）的對立紛爭，更何況戲裡的壞蛋叫Vlastik Klein。哈維爾說這齣戲沒有影射，但看的人都心知肚明，這是在罵誰。畢竟，哈維爾的荒謬劇，也是在類似的情況下，成為鐵幕時代的宣洩出口。
諷刺共產統治下虛偽僵化的語言
哈維爾年輕時想讀布拉格電影學院（FAMU），卻因身屬黑五類而被拒絕申請。等到他退伍後成為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並在「欄杆劇院」（Divadlo Na zábradlí）得心應手的時候，布拉格戲劇學院（DAMU）才以類似空大的函授課程，接受了他的入學。於「欄杆劇院」的八年間（1960-1980），可以說是奠定哈維爾戲劇生涯的關鍵，他分別於寫出《花園宴會》（1963）、《通知書》（1965）、《愈來愈難集中精神》（1968）這三部所謂六○年代三部曲，奠定他在捷克文壇的聲譽。
這三個劇本很明顯在諷刺當時社會上充滿虛偽僵化的語言現象，台下看戲的觀眾，當然知道這就是在嘲笑共產黨擅長的空洞說辭，在同一瞬間發出笑聲的當下，他們像是一群密謀者，彼此對彼此露出會心的表情。等到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強行中止了帶有人性臉孔的社會主義——「布拉格之春」運動。接下來的正常化時期，捷克社會進入噤若寒蟬的時代，許多作家的作品都被禁止出版，更不說戲劇演出。哈維爾當然也在黑名單中。
脫離不了自傳的戲劇藝術
哈維爾的劇本永遠脫離不了自傳，因為他是將自己的生命經歷，轉化為戲劇藝術。例如七○年代三部獨幕小品《觀眾》Audience（1972）、《揭幕》Vernisáž（1975）、《抗議》Protest（1978），主角萬涅克（Vaněk）幾乎等於哈維爾自己的化身，時而靦腆時而高談闊論。唯一有別於耽溺自我，也是哈維爾最在意的，他對人類、權力、自由等深刻命題的關懷。哈維爾深受胡塞爾一系等諸多現象學家的影響，他將戲劇舞台化為置入括弧的世界存在，舞台上的角色命運，則是現象學的自由想像技巧，讓觀眾得以在變化中還原不變的本質真相。
讀者若閱讀《花園宴會》、《通知書》或《愈來愈難集中精神》（畢竟這是目前能看到的中文劇本），就會發現，哈維爾呈現了語言是在何種結構與機制下，變得不知所云，最後與現實脫節。哈維爾與貝克特或伊歐涅斯柯的荒謬劇之間，最大的差異也在這裡。貝克特與伊歐涅斯柯的劇本經常體現了一個世界的荒謬感，卻沒有探索這種現象與國家機器之間的關係。語言的腐敗，在捷克人哈維爾的經驗中，絕對是脫離不了政治的。
再度變成無權力之人
哈維爾的《愈來愈難集中精神》，曾在台灣演出過兩次。一次是二○○四年他來訪時，由北藝大戲劇系製作，可惜後來他在旅館跌倒，無法來現場觀賞。另一次是二○一一年十月，臺灣戲曲學院劇場藝術系的製作，但卻沒人料到他會在兩個月後過世，這齣戲成了過於孤寂的憑弔。
如今劇作家的離去，讓他再度變成無權力之人。但願我們在感念哈維爾對台灣有情有義的政治相挺之後，能開始對他的戲劇創作有更多關懷，畢竟，當下的台灣，正是語言與現實分裂，膨脹，貶值的荒謬時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