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人物小檔案

• 1955年生於莫斯科的藝術家庭，父親是畫家，母親則是鋼琴家。
• 畢業於莫斯科音樂院，師從鋼琴家瑙莫夫（Lev Naumov）。
• 1974年獲得柴科夫斯基大賽金獎，當年年僅18歲。
• 1979至1985年遭前蘇聯軟禁，1993退隱至2001年復出。
• 錄音獲獎無數，包括1979年《留聲機》雜誌獎、1981德國唱片大獎、1985的國際唱片獎、1989年最高國際學院音樂獎等。

從小，他就是一個天資聰穎的神童，在優越的環境下成長、拿下國際鋼琴大賽，以叱吒風雲之姿擁抱群眾喝采。一位不可一世的俄國鋼琴家，在青少年時期便將整個世界踩在腳下，他彷彿像一路馳騁的賽車高手，沒有人能夠追得上他。但就有如一個沒來由的驚險過彎，他陡然自己扭轉方向盤、衝入斷崖，從那刻起，安德烈．加伏里洛夫（Andrei Gavrilov）的名字於是走入歷史、成為傳說。

即使傳聞他怪癖、誇張，還是不能抵擋他在一九九○年代灌錄過的專輯成為經典名盤的事實。他令人咋舌的技術與強烈的個性仍讓人渴望聆聽他的現場，他的能量和爆發力不但聽來使人毛骨悚然，更讓日本人封他為「有裂縫的核能發電廠」。但沒人料到在沉寂了多年後，加伏里洛夫奇蹟式地回到了世界的舞台，甚至在首度來台的半年內就排了兩場演出。

母親與恩師  為他開拓了音樂之路

在約好採訪後，疑問與顫慄同時襲來——聽說他很久不答應訪問了？傳說他曾經被蘇聯政府軟禁導致精神錯亂？有人說他脾氣火爆？他還曾經跟樂評家有過激烈的辯論……但人一出現後，來不及擔憂就被他的健談、熱情、多聞，尤其對音樂執著給吸引。而關於那些尖銳敏感的問題不必等著旁敲側擊，他的言無不盡，倒像是急欲分享他一路走來的歷程。

生於一九五五年的莫斯科，現年五十七歲的加伏里洛夫看起來精神奕奕。體型看來壯碩卻不特別高，不過一雙厚實的手卻異常地大，與一般人相較之下，他幾乎超出了一個指節之多。對於擁有一手跨越十三度的大手，他俏皮地說：「這要謝謝媽媽！」但的確，受教於俄派鋼琴大師涅高茲（Heinrich Neuhaus）門下，身為亞美尼亞鋼琴家的母親在他學琴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在兒子三歲的時候就開始教他彈琴，影響他情感上的詮釋。進莫斯科中央音樂學校時，來自德國學派的第二個老師凱斯特納（Tatiana Kestner），則啟發了他在觀念上的思考。而他在莫斯科音樂學院時期的教師瑙莫夫（Lev Naumov），這位令人敬重的鋼琴教育家，更在這年輕人身上添加上了不羈的氣質。

事實上，加伏里洛夫的父親弗拉迪米爾（Vladimir Gavrilov）可說是大有來頭，他是廿世紀中葉俄國畫派的領導人之一。但為什麼當初選的是音樂而不是繪畫？他笑著說：「我並沒有選擇音樂，是音樂選擇了我。」原來他從小也喜歡畫畫，鋼琴也彈得很好的父親甚至覺得他的繪畫才能比音樂好。只不過顯現的音樂天賦也高，母親一點一點地教導、他也一天天進步，到最後他也就把畫筆給丟了。「但我最初其實是朝著成為作曲家而發展的。」只不過，提到作曲他則頑皮地說：「我五歲的時候曾經創作一組小品作為聖誕節歌曲，非常精巧、甜美，至今我都還記得每個音符。但我的作曲生涯也差不多到這裡就結束了。」

批評國家  陷入當局壓迫深淵

這也許只是一個玩笑，因為他的鋼琴演奏造詣與日俱增，唸完上音樂院的第一個學期後，他就贏得了柴科夫斯基國際大賽，成為世界樂壇矚目的焦點，當年他才十八歲。同年在薩爾茲堡的音樂會，他又代替無法上場的李希特登台，從此聲名大噪，巡迴演奏的疆域也迅速從歐洲、英國、美國，擴張到日本。但當蘇聯政府準備向西方大肆炫耀他們的榮耀時，取而代之的卻是這個年輕小伙子，在海外對自己國家的嚴厲批評。消息傳回俄國引起當局注意，而巡演歸國的加伏里洛夫也發現他的演奏生涯被劃上了句號。

當年加伏里洛夫的聲望如日中天，聽過他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的卡拉揚更是大為讚賞，特地邀他再到柏林，與柏林愛樂錄製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但約定的當天，加伏里洛夫卻未能出現，因為他已遭到政府下令將護照及機票扣查，並剪斷了家裡的電話線。之後的五年間，加伏里洛夫不但不能出國，還被軟禁在家中，有段時間更被關進了精神病院。他不斷地遭受監禁和威脅的待遇，最後監視他的民兵還向他展示上級的簽令，表示「當局不介意有任何致命的意外發生在他身上」。加伏里洛夫說：「KGB其實嘗試暗殺過我三次，包括在鋼琴上放毒。」

所幸到了一九八四年，戈巴契夫的新政權為他結束了這場惡夢，而他也成功為自己爭取到了自由，成為第一個不必申請政治庇護即可以留在西方國家的蘇聯藝術家。解除禁令之後不久即出國的他，就再也不願回到這個讓他傷心的地方。

重獲自由  迅速再造事業高峰

對於政治，他根本就不希望被捲入，但在那樣的時空下，知識廣博的他，對多樣事物的意見和批評，也許就注定了他得陷入這種命運。他說：「戈巴契夫就像我的父親一樣，我很尊敬他、也很愛他。我們每次相聚，前半小時不論聊什麼，後半小時就會自然導入政治的話題。」但別以為他的注意力只有在俄羅斯，令人意外的是，對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議題，他也非常關心。

成了自由身，加伏里洛夫集中火力重新再造自己的事業，首站去了英國巴比肯藝術中心和皇家慶典廳，然後德國，接著在美國卡內基音樂廳表演後，被《紐約時報》首席樂評何納罕（Donal Henahan）認定是當時最主要的藝術家。即便是不尋常的個人歷練加上特立獨行的演奏風格引發了前所未有的辯論，他與各地頂尖交響樂團及知名指揮家的合作演出卻愈來愈多，錄音更贏得了許多包括德國唱片大獎、《留聲機》雜誌等重要的獎項、曾獲選美國名人錄國際研究委員會的年度風雲人物紀念獎章、其中還包含終生成就獎認同他的社會貢獻，並且被評選為廿世紀偉大的代表性鋼琴家……被這些榮耀包圍的加伏里洛夫，成就再度到達了一個難以想像的顛峰。

驟然退隱  尋索音樂真諦

一切的進行都是那麼完美，他也如願地在世界各地旅行演出。但在一九九三年，他卻突然退隱，從光鮮亮麗的舞台上消失無蹤，在公開的演出計畫裡，再也看不到任何他的演出訊息。「那時正值時忙碌的樂季，」回想當年，他說：「我當時住在德國，一個尋常不過的早上醒來，我照常做了健身運動，喝了飲料，做了桑拿，晚上在布魯塞爾還有場音樂會在等著我，每件事情都在最好的狀態。但突然間我感覺心裡喊著——等等！」連他自己都不理解為什麼，他打電話給宣傳，直接跟他表明要取消晚上的演奏會。「他說『你怎麼了？你生病了嗎？』我說沒有，他說『那為什麼？』我說我不知道，我就是沒有辦法了……」

事情鬧大了，因為晚上皇室的成員，包括女王都將出席。可憐的宣傳只能無奈地回應：「你在憤怒，因為你擁有的太多了！」不能上台演出的事件成了一個大醜聞，害得宣傳最後辭掉了工作，新聞還持續延燒兩個星期。失去了信譽之後的幾個月，加伏里洛夫像是自毀般地終止了與DG唱片的合約、辭掉所有的經紀公司，就這樣他從一個顯赫的樂界寵兒，「變成了一個失業的人了。」他促狹的態度卻更令人倍感苦澀，過去他就像所有同儕一樣，努力贏得獎杯、獎牌懸掛起來，但如今他卻厭憎它們，於是將它一股腦全部丟掉，甚至將柴科夫斯基首獎的金牌寄給了西班牙女友，讓她做金項鍊去，只因他一點也不想要看到任何有關音樂的事物。

預計兩年調整心態的計畫，結果花了八年。他試過住在斐濟的荒島上、甚至虔誠祈禱，但什麼都沒發生，他也愈來愈挫折。「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像瞎了一樣。」但其實，他早已經明白，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演奏很久了。他確實是憤怒，因為過去的幾十年來，他感到音樂工業像是布滿灰塵的博物館，許多人也因襲著彈奏布滿灰塵的音樂會。所謂的「明星」到來、演奏、彈得快、有風格，「但全都是一樣，那是死胡同！」加伏里洛夫洩氣地說：「當你達到一個程度後，一切就自動進行，你按個按鈕啟動，工作人員宣傳，我步上舞台，彈著『對』的音符，然後大家都滿意。日復一日、一場又一場的音樂會，我很清楚我可以彈得比所有人好，因為我的技巧高，可是那究竟有什麼意義？我還是不清楚為什麼作曲家在特定的地方這麼寫，那麼做？為什麼音階往上或往下？它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每個音符有那麼多訊息傳給我，但我卻是一點都不明白？」

啟示乍現  重回舞台不再迷失

為了尋找答案，做回一個無名小卒的加伏里洛夫沒有一刻懈怠。他去德國念宗教、念哲學五年的時間，這雖然擴大了他的視野，對演奏仍舊沒有直接的幫助。於是他鑽研樂譜、接觸禪學、重新研究演奏技巧……「我猜唯一的解釋是我太拚命想理解了。」當然為了一點麵包，他還是有私人的表演，但基本上還是沒能找到方向。直到某一天，在前往演奏的長程飛行中，他照舊思索著作曲家音樂中的意涵，突然間一個白色柱狀的出入口出現在他眼前，剎時他像是得到了所有的鎖鑰，解開了他問了超過廿五年的問題。有關拉威爾、有關柴科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的主題未曾出現在後面的原因連接了他的推敲，加上他讀過的傳記，這些訊息漸漸清晰起來，這些解不開的問題，和這幾年的沉潛終於連上了線。「這很神奇，也非常難說，但卻讓我得以重新回到舞台。」

二○○一年，他選擇莫斯科音樂院當作復出之地，這是他離開俄羅斯十六年後第一次回國演奏。凱旋式的返國又掀起波瀾，即使曾經逃離舞台的事蹟還沒有被遺忘，他卻用一次次成功的演出來說服刁鑽的觀眾。這次，他不再迷失，而是一邊演奏、一邊將十幾年來對音樂、文化、政治的想法，以及遭遇過的生命故事一字一句地寫下。經歷這麼多苦，問他要給後輩什麼建議？他只說：「你不能直接拿起手機打給上帝，一切只能靠自己。」為了這些，他轟轟烈烈地走進歷史，又從歷史轟轟烈烈地走回觀眾眼前。舞台上，這位永遠製造話題的人物，比別人問了更多問題，也比別人更努力地尋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