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是透過他者，才能看到自己不認識的自己；跨過邊界，也才更激盪出許多超越原本生命情境的思考。透過《憂鬱的邊界》與《靠左走：人間差事》，藉著作者的人生行旅，我們是否也能超越框線，踏上認識「我是誰」的起點？
生活在被海洋包圍的台灣，「國境」之於我們，向來斬釘截鐵，不容置疑。或許因此，我們極難想像「邊境」對兩個土地相連、僅以概念的「界線」分隔彼此的國家而言，究竟涉及多少剪不斷、理還亂的難題。海洋是我們的屏障，也是阻絕，然而，一旦失卻了這道屏障和阻絕，一個國家又該如何界定自己與他人？
人類學旅者的觀點
自稱「菜鳥人類學家」，實則受過新聞、人類學訓練的媒體工作者黃阿潑（本名黃奕瀠），將歷年出入中港日韓東南亞諸國的旅遊經驗書寫成篇，交出一本「比旅遊文學更多」的《憂鬱的邊界》，文字既有遊人新鮮、趣味的探索，更有人類學式的記錄反思，遊記之餘，對東亞國家看得見與看不見的邊界提出敏銳的觀察和提問，並且發現，「直到跨越國界，我這個天真的島國國民，才清楚曉得『我是誰』這件事的意義不在於『我』，而在於我和他人之間的關係的連結與不連結。」（見〔越南〕邊界的誤會〉）
全書分「曖昧的邊界」、「歷史的迷途」、「身分的岔路」三部，第一部遊歷範圍包括越南、柬埔寨、寮國、印尼、泰緬、新加坡等中南半島國家。過去，台灣述及這些東南亞國家，若非承襲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視角，就是以「外傭／外勞／外配輸出國」粗暴囊括，黃阿潑的旅人之眼則剝除這些刻板印象，從各自的近代史與充滿騷動的社會情境層層深入，凝視這些在相連土地上共同生活的人們，究竟如何看待彼此同中各異、緊密相連的命運。後半段「歷史的迷途」、「身分的岔路」繼續前往日本沖繩、韓國、中國、港澳等東亞國家，在行旅中考掘這些國家冷戰前後的複雜關係，以及置身於複雜局勢下的人民如何自我定位、認同。
名為「憂鬱的邊界」，也顯見向自稱「討厭旅行」的人類學家李維史陀致敬。大抵充滿自覺的旅人，都難逃旅行中或輕或重的憂鬱感——這種憂鬱，來自與陌生環境、人物的交會所生出的感受；舉凡經濟位階與生活水平的落差、歷史政治社會情境的相仿或相背，都可能成為這類憂鬱的觸媒。
而書中最動人的場景，往往是黃阿潑與當地人的邂逅、談話、往來，這些記述更推動讀者一同思索種種令她困惑的問題——拿了多年葡萄牙護照的澳門華人，到葡萄牙尋根，卻發現葡萄牙的文化同樣經歷重重混血，於是了解，「在文化混雜的地方，尋根沒有意義」；夾在日美共治的矛盾中，說日語的沖繩女子儘管認可自己是日本人，卻也不忘補充：「我們被日本殖民過。」會說華語（Chinese）卻不認同自己是華人（Chinese）的中越邊界處居民和不願被叫「華僑」的馬來西亞華人；以及，被美國介入政治鬥爭、扔過不計其數炸彈的東南亞諸國中，那些殘肢斷臂的成人、和觀光客說一口便給英語的孤兒……
詩人「靠左走」的旅程
黃阿潑以人類學家的目光巡覽東亞各國，曾任職《夏潮》、《人間》雜誌，後投身於劇場的詩人鍾喬，則以《靠左走：人間差事》一書，記錄廿年來主持差事劇團、參與民眾劇場，並走訪韓國、中國、菲律賓等國考察民眾戲劇發展的經驗。
文筆洋溢著濃濃六十年代左翼人文關懷的鍾喬，深受陳映真、魯迅、布萊希特、奧古斯都．波瓦的影響，書中屢見幾位前人的話語身影；而民眾劇場經驗則讓鍾喬的詩人感傷氣息增添現實感，他引領讀者與九二一災區石岡媽媽、被控罷工的泰籍勞工、北京市郊皮村的外來打工者近身交談，其中，〈流動——皮村紀行〉輪番上場的女計程車司機、來自台灣的臨時教師、上戲劇課的打工者之子、樂觀開朗的四川打工女……細膩充滿溫度的書寫，展現鍾喬自人間時期撰寫報導文學的力度，也反映了詩人廿年未曾間斷、關懷弱勢邊緣者的行旅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