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愛星巴克，因為冷氣

台灣的文青愛星巴克的咖啡，郭文泰愛星巴克的冷氣。

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的郭文泰在已經台灣十五年了，他什麼都適應了，只有炎熱的天氣和故鄉美國差異太大，他說：「我隨便走一走，就會流一堆汗，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那些台灣演員都不流汗？」所以，當他跟我們一起前往星巴克拍照時，他竟歡欣地發出：「耶！太棒了，有冷氣。」

郭文泰說話開頭也習慣跟台灣人一樣常常以：「欸～」為開頭，這廿年間，他說中文的機會比英文還多，「現在連做夢都是講中文了。」他每天從台北市東區的公寓住處，搭公車在民權大橋附近下車，然後在站牌附近的星巴克解決早餐和「流汗」問題。

一九九二年他第一次拿獎學金來台，「本來只待一年，結果就一直待下來了，還念了博士。」他曾在實踐大學任教，這幾年回美國愛荷華州教書，每個寒暑假回來台灣「做戲」，「我覺得我就像是去美國上班，然後下班回台灣來導戲。」有時，學校給他半年的長假，他就飛回台灣：「我的朋友都在台灣，何況我的劇團已經十五年了，不能隨便就放棄。」

他的劇團名為「河床」，「我對河床的景象很著迷，是一直流動，但你只看到河川的表面，看不到河面下的河床，就像你只看得到一個人的外表，卻不知道他的潛意識是什麼……」他的戲內容多是抽象片段，「以前台灣的觀眾不太能接受，說看不懂，現在接受度變高了，對自己的感受有信心了。」他以他在實踐教書為例：「以前要學生做即興，他們很害怕，會等老師給指令，現在不一樣了，每個人都是一副『我是藝術家，我可以』這種樣子了。」

舞台DIY  成了裝置藝術

河床劇團的演員，除了要演戲，還要做木工，這也是自稱「手工劇團」最大的特色。郭文泰說：「一開始，是因為沒錢，所以只好自己做。」學戲劇的他，只有高中上過木工課，大一上過舞台的基礎概論，他自己摸索，問朋友、翻書，靠自己DIY搭舞台。

演員要排戲，還要搭舞台，刷油漆、釘檯架、做木工：「我其實可以請專業木工做，或是請人設計，但和演員一起花時間做這些事是值得的。」他認為，因為演員參與了舞台制作，跟空間有更緊密的關係。河床早期的舞台不大，像「開房間」就是在一個數坪大的小房間裡，只有一個觀眾：「感覺是不小心走入一個別人的生活，可能演員說了一個笑話，在場唯一的觀眾覺得不好笑，但為了表示禮貌，會假裝笑一下，觀眾不知不覺，也跟著『演』了。」

河床的「開房間」，演了數場，每場只能有一名觀眾，所以累積觀眾為：廿八位。郭文泰說：「如果以悲觀來看，花這麼多錢和力氣只有這麼少人看，值得嗎？但若以樂觀的角度看，我的戲進入了廿八位觀眾的生命了。」戲不只進入了觀眾的生命，因為演員參與了整個製作過程，舞台成了一個最大的裝置藝術：「有演員在結束時，拆舞台的時候哭了，因為那是一個自己參與過的創作。」

那你呢？「我每次做完覺得很累，呼，拜託，我不要再看到這個了，快拆掉。」現在劇場「排練場」就在內湖某辦公大樓的中庭，整個大空間像是個木工班，不知情的人經過，還以為這個中庭怎麼裝潢做這麼久了？早年，郭文泰住在五樓老公寓，沒有空間把舞台完整展開，他只能在腦海裡，把舞台拆成一片一片，獨立完成，然後到表演現場，再重新組裝。

「很可怕。」舞台到了現場一裝常常發現尺寸不對，或是需要再多個幾公分，只好臨時應變，現場趕製。對他最大的惡夢則是：「我要把舞台從五樓搬下來，累死人了，台灣又這麼熱……我好佩服那些搬家工人。」

特力屋停車場  排練兼採買

公寓搭舞台的惡夢維持了一陣子，朋友牽線，特力屋賣場願意提供場地，郭文泰終於不必再搬道具了。這個新地點是特力屋賣場的停車場，郭文泰和他的團員們就在停車場蓋舞台和排演。

停車場空間大，挑高也高，夠劇團將舞台伸展開來，但天氣熱，停車場更悶，郭文泰說，他每天可以流兩磅的汗。有時假日客人多，還會不知情把車子直接開進來，停在舞台中間，他不介意：「還蠻有趣的經驗。」有時則是排演，女主角需要大聲嚎哭、尖叫，停車場空蕩蕩。女主角的尖叫就這樣在停車場裡迴盪，差點驚動警衛。

因為一切都是手工DIY，到賣場採購各種工具、木料成了每天的行程之一：「我每天早上九點到六點做舞台，六點到七點吃飯，七點到十點排戲……」木工做多了，郭文泰說，他現在爸媽老家，還會幫他們的房子做了個木梯子，想來這也是學劇場的意外收穫了。

他成長於美國蒙大拿州，父親是工程師，郭文泰從小跟母親上教會，教會偶有聖經故事的表演，他從小參加，因為對表演有了興趣。到了高中，他四處試鏡，是個懷抱星夢的少年，只是他很快發現：「我覺得當演員不夠，我想要創作一個世界。」

他第一場製作的戲劇是高中園遊會，劇情是善惡對立，最後惡人得到報應的故事。「那些很爛啊，當好人拿槍要殺我這個壞人，他開了槍，卻沒響，我就演中槍死掉，但我死一半，那個沒響突然又碰了一聲，台下的觀眾全笑翻了。」

「台北鳥人」  走進他人生活

郭文泰不只做戲看戲，他對台灣的民俗活動充滿興趣，「我昨天才在附近看了一間小廟的八家將陣頭，那個顏色那麼飽滿，有香的氣味，有叮叮噹噹的音樂……」他的碩士論文寫的是台灣喪禮上的電子花車：「死亡與性的結合很有趣，我覺得台灣的宗教很彈性，不像很多西方教會做的事和三百年前都一樣，宗教應該要跟著時代做調整。」

他在台灣蒐集博士論文資料時，曾經跟著媽祖遶境：「第一年，我走到腳長水泡，唯一的感想就是快累死了，第二年我覺得很有趣，又去走，耶，這次走完。」他把這種宗教行腳視為一種心靈的放空洗滌，不可自拔走了五年。現在只要在路上看到叮叮咚咚的民俗活動，他還是會放下一切，站在附近看個夠。

「我不會看到一個廟會，就覺得要把廟會的元素硬放到戲裡，這些文化元素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參與它們，讓它在我的生活發生影響，也許會有一天，以不一樣的方式在舞台上表演出來。」他對東方元素的著迷，一開始是因為有中國鄰居，對中國文化有點基礎的了解，加上每週末和父親一起看「功夫片」，於是大一開始選修中文。

他喜歡京戲，甚至考慮把南管加入新劇作裡，但他平常的創作靈感卻不是來自戲劇：「我喜歡逛北美館，從不同的藝術裡，可以得到創作的靈感。」他曾在北美館展出自己的攝影、雕塑作品，甚至和朋友合作「台北鳥人」成了台北車站捷運站的新地標。

這是一個黃色鳥頭、小孩身體的作品，水源源不絕從鳥嘴流出：「在地下室的空間，有一個這樣黃色明亮的鳥頭雕像，會讓人很surprise。」他很喜歡這項安排，因為每天川流不息的路人，都見到這個雕像，進一步留下印象，他真的如願「走入別人的生活」裡了。

咖啡館座談  生命力綻放

台北的夜暗了，師大附近的巷弄裡燈亮了。郭文泰和幾個劇場朋友在一家小咖啡館裡，開了一場座談，主題還是一樣繞著小型劇場。原以為這是個冷門再冷門的主題，沒想到時間未到，咖啡館擠滿了人，台上說得熱烈，台下也搶著發言。

這幾年，郭文泰因為教書，台美之間來來去去，他發現：「我覺得台北做創作的人變多了，一個社會如果創作的人變多了，代表這個社會很健康。」他之前形容台灣像彼得潘的NEVERLAND，活力十足，廿四小時都有生命力，「我現在美國，六點回到家吃晚餐，街上都沒有人，好像發生災難。」美國郊區，每戶人家外面有草坡，草皮上停了車，每個人的生活被優渥的物質給充滿了。「我待了五年，老了十五年，少了生命力。」

他現在還是喜歡台灣的老公寓，因為空間小，到處充滿聲音，「所以大家在外面活動，像打太極，跳土風舞。台灣會把私密的東西，放到公共空間，很有趣，也很熱鬧。」

他也喜歡台灣的劇場圈，因為圈子小，大家互相支援：「排戲時，會說導演好，你說了什麼，他們會講謝謝導演，不像美國，每個演員都覺得自己好像是很了不起的藝術家，擺很多姿態。」他舉例，像台灣的陳界仁，作品非常棒，卻從來沒有「我是藝術家」的高架子。

不過，也許是創作的人多了，端架子的人也比過去常見了：「有些藝廊，請了作者，一副高高在上，好像很了不起的樣子坐在位子上……」這場座談，他沒有高高坐在廟堂之上，他侃侃而談，不管台上說的意見多麼離奇古怪，他始終熱情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