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回想和老師相處、談話的片刻，其實，老師時常是微笑的；生病後，更常微笑。一路跟隨老師學習，總愛問很多問題；老師離開後，我才驚覺，有更多問題，我都忘了問……我相信非常多人都受過老師同樣的照顧；同樣的話，老師也對很多人說過。謹以此篇短文與大家一起懷念這些點點滴滴。

進入北藝大指揮研究所那年，兩個年級共四人，總是大家一起上課。一個星期有四天，大家不是望著老師指揮樂團，就是陪著老師深鎖的眉頭，一起陷入深思。老師講話不特別慢，但話語間的停頓，常超乎我預期。不過，對初學者而言，似乎也就是需要那麼多安靜的片刻，才能消化老師高深莫測的話語。

他是那麼嚴肅地看待所要傳授的學問

記得有一回上課，老師又不厭其煩說明拍點的概念：拍點與拍點之間的過程才是重要的，拍點不是做出來的、它本來就存在，一碰到拍點要馬上離開、不要做擋樂團路的指揮等等。當時我自以為略懂指揮，一心一意只想站上指揮台比劃，哪裡有耐心聽這些，忍不住脫口而出：「老師，你到底在說什麼？我都聽不懂。」頓時，課堂的空氣彷彿變得特別冷。老師停止說話，眉頭深鎖，反覆地說：「怎麼會聽不懂呢？」他完全沒有一絲不悅，只有著急與不解。老師有時看著我們（偶爾帶著一抹微笑），有時低頭思考，在不大的琴房裡繞來繞去，良久，再次開始說明拍點的概念，但嘗試加上其他比喻。我其實還是聽得一知半解，但事後對於自己的莽撞，深感懊悔。老師的態度，讓我們立刻感受到，他是那麼在意學生是否真正理解，那麼嚴肅地看待他所要傳授的學問。

研究所畢業之後，我還是三不五時拜訪老師，或與老師通電話。也沒有什麼特別理由，就是聊聊自己正在做的事、正在學習的曲子。老師總是很有耐心地聽著，間或問幾句，提出他的看法，每每啟發我新的思考方向。有一回，他甚至告訴我：你現在應該要停止指揮一陣子了！因為你一直指揮不好的樂團，雖然是訓練耳朵很好的方式，也讓你學習到很多訓練樂團的方法，但是你的動作恐怕也會因此定型。老師的話語如同當頭棒喝，讓我下定決心加快出國學習的腳步。

赴美之後主攻鋼琴演奏，並開始在紐約的演出中加入老師的鋼琴獨奏作品。在練習過程中，我與老師討論他的作品，期望得到更多指示；但老師總是一笑置之。我當時相當納悶，甚至以為老師此舉頗不負責任。之後，我索性把數次演出老師作品的錄影集結成一張DVD，寄回台灣請老師指教，並跟他報告了我音樂學習的進展。二○○八年聖誕節前，意外地收到老師寄來的信件，內容主要是他聽我錄音時的感想。信中的語調，如此熟悉，如此熱切誠懇，老師彷彿鮮活地從字裡行間跳出來，在寒冷的紐約，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在不同階段採取不同方式的提點

返台之後，更常與老師通話。討論內容五花八門，但都圍繞著我們最感興趣的音樂：某個作曲家，某個作品，某位指揮家、演奏家，某場音樂會，學習音樂的方式，表演藝術風格的變遷等等。老師對於西方文化的深邃認識，讓人相當驚嘆。愈是與老師談話，愈是感到自己的不足，也就愈需要持續與老師談話——好像成了一種習慣，一種依賴，一種眷戀。

二○一一年，經由老師的推薦，我與國家交響樂團，錄製老師的《落大雨》鋼琴協奏曲，收錄於《樂典六》出版。錄音之前，一如往常，老師沒有給予更多的指示，只提到他寫作此曲時，腦中想到的聲響效果是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為了這個錄音，我跟老師預演了一次給指揮家簡文彬老師聽。而為了這個預演，我們特地約了時間一起練習（雙鋼琴版本）。我其實很少彈琴給老師聽，因為不管是彈鋼琴或是指揮，老師關心的其實都是音樂的本質，不同的演出形式，不過是不同的載具罷了！對於自己的作品，一直以來，老師也不喜歡干涉演奏者的詮釋。但我們練著練著，他不自覺地愈說愈多，而他說愈多，我反而愈不會彈。不一會兒，老師發現了我眉頭愈來愈緊，突然笑開說：「我就知道作曲家說太多會出問題。你等一下，就自然地照你原本的方式彈就是了。」老師邊笑邊補充：他其實很期待這次新的錄音；對這首曲子，也許我們會有他自己都沒想過的新鮮觀點呢！而每個演奏家，每一次的演奏，都是在為同一個文本注入新的生命啊！

今年六月底我演奏了老師全部的鋼琴獨奏作品。老師因身體不適，無法到場，但他非常貼心地在台中、台北，都分別請家人到場表示支持。整場音樂會的構想事先並沒有跟老師商量，只有約略跟老師提過可能的呈現方式。老實說，我很感謝老師全然的信任。回想起來，老師在不同的階段，依照學生音樂生命的發展，採取不同方式的提點。研究所指揮班時期，老師不厭其煩地傾注所學，希望我先遵照他的指示想像音樂，傾聽音樂，進而以動作暗示樂團。畢業之後，老師則期許我多吸取不同環境的養分，開始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想法。之後，老師似乎以同儕的角度，開始跟我討論、交換彼此對音樂諸多面向的想法。老師不永遠只想站在前方，讓學生亦步亦趨地跟隨，他更希望幫助學生成為雖有一貫脈絡，但能獨立思考，卻也包容兼蓄的音樂人。這跟他訓練樂團的態度是一致的。

老師細心準備的預備拍

今年七月，是我最後一次與老師見面，也是最痛苦的一次。老師聽了我獨奏會的錄音後，直說應該要見面聊聊；但苦於身體狀況難以預測，始終無法約定好時間。七月中某日，老師突然打電話說覺得今天狀況不錯，明天應該也會如此，問我是否還有興趣、有時間去跟他聊聊，我當然是立刻答應。第二天下午去，師母一見到我，就說老師狀況不好，瘦了很多，似乎想讓我有心理準備。老師的確是瘦，但精神還不錯，也能自由走動。我們依舊是天南地北地聊；也許是有爽朗的師母相伴，氣氛非常愉悅。老師終於娓娓道出對於他自己的作品，為何不喜歡給詮釋者太多口頭指示。理由除了不同文本原本就存在不同詮釋的可能性外，老師認為，良好記譜能力是作曲家的基本條件之一；只要記譜精確，作曲家想要表達的核心內容，不會被演奏者的不同詮釋埋沒。如此一來，作曲家又何須多言呢？

聊著聊著，老師突然起身，拿了鋼琴獨奏曲及《落大雨》協奏曲的樂譜給我。我一愣，不懂老師為何把我已有的樂譜給我。旋即，老師打開樂譜，指出幾個之後需要更正的地方，說：「之後如果這兩本譜要再版，就麻煩你幫忙校定這些錯誤了。」老師話語甫落，我喉頭一緊，雖然微笑點頭稱是，但眼前彷彿有一片陰影。師母出門之後，老師開始跟我談他的病情，我有些驚訝老師主動談論這個話題，但老師似乎有股非說不可的意念。他說著說著，我再也忍不住，眼淚不爭氣地流了出來，請老師不要再說了。老師停了一會兒，接下來竟體貼地說：「很抱歉要跟你說這些事，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生必經的過程，就別難過了。」

我已經不記得之後我們又聊了什麼，也許也真的沒說什麼話，就這樣跟老師一起靜靜地坐在那有花色襯墊的藤椅上，直到夕陽西下。我多麼希望天色永遠不會暗，時間就此無限延伸。面對人生最根本的事情，赫然發現，我完全沒有準備好。

天色愈來愈暗，我不願意說我要離開，老師也沒有要我離開的意思。眼看老師服藥的時間到了，我只好起身。走到門口，我們望著門把，遲疑著，卻沒有人願意先開門。走到電梯口，我握住老師的手說：「希望可以再來看您。」老師嘆了一口氣答：「我也希望啊！」老師教指揮，最強調「預備拍」，總說樂團如果表現不盡理想，都是指揮沒有幫樂團預備好。現在看來，這最後的會面，應該就是老師為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個休止符，細心準備的預備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