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孽子》原著小說出版至今，正好卅個年頭。

民國六、七十年代，同性戀，還是一個無法被討論的禁忌。我寫了這樣一本小說，只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自覺：「文學面前應百無禁忌，百分之百誠實。」當時根本沒想到，不只小說後來被譯成英、法、德語在全世界發行，還出現電影、電視各種變奏。

民國一百零三年，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邀請電視、電影、劇場及流行音樂界的精英，傾力製作《孽子》舞台劇，作為台灣國際藝術節的開幕大戲。我充滿期待：三十而立的《孽子》，從平面書寫變成立體發聲，會激盪出什麼樣新的火花？

我的同志議題書寫，第一個作品是《月夢》。民國四十九年，我和歐陽子、王文興、陳若曦等人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創刊號文章不夠，我以筆名發表了兩篇小說，一篇是《玉卿嫂》，另一篇則是以同志為題材的短篇《月夢》。

《玉卿嫂》和《月夢》題材雖然不同，講的卻是同樣的東西，都是關於愛情的追尋。不管是異性或是同性之愛，總能觸動人內心深處最敏感的神經，湯顯祖《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愛情、生命與死亡，一直是我寫作非常重要的主題。

《孽子》是青春鳥的集體「尋父記」

民國五十八年，我在《現代文學》發表另一短篇《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以新公園荷花池為背景，主角「教主」曾是上海紅極一時的明星，故事結尾，教主帶著三水街一個面龐姣好、身上長著瘤子的小么兒小玉，「兩個人的身影，一大一小，頗帶殘缺地，蹭蹬到那叢幽暗的綠珊瑚裡去。」算是《孽子》的雛形。

我的寫作速度很慢，《孽子》真正動筆大約在民國六十年、六十一年間，寫了五、六年，寫得不滿意，就重來，尤其是小說後半部，改寫了大概有五、六次。民國六十六年，《孽子》開始在《現代文學》復刊號連載時，其實已大致寫完，只是一邊連載一邊修改。

《孽子》寫得雖然是同性戀的故事，但已不局限於個人情愛的追尋，而是更寬廣的關照，那就是，人的合法性。回顧歷史，同性戀在廿世紀初還被視為是一種罪，被當成精神疾病，納粹時期，同性戀者被關進集中營，遭到屠殺。我不是搞社會運動的人，也沒想過要爭取同志平權，只是單純認為，同性戀是與生俱來的，是DNA就已決定，既然，同性戀是人性的一部分，就應該被書寫。一個寫作的人，一定要對自己百分之百地誠實，寫出心中的信仰，不能有所顧慮。

這本小說定名為「孽」子，其實隱含著反諷的意味。這群流浪在台北新公園的青春鳥兒們，因為性別傾向不被社會認可，被家庭趕了出來，成了社會眼中的孽子，我寫的是這群年輕人從孽子變為人子，成長過程裡的痛苦與掙扎。

檢視中西關於同性戀題材的小說，好像沒有像《孽子》般糾結在家庭的衝突中。這本書很大主題是父子關係，父子之情雖然是與生俱來，但在中國傳統卻是格外沉重，尤其，當兒子又是同性戀，父子間的衝突會更為尖銳。故事裡的阿青、龍子、小玉、吳敏或老鼠，來自不同的破碎家庭，都把對於家的渴望，轉移到在同性戀的世界裡建立一個新的家庭。《孽子》，可說是青春鳥的集體「尋父記」。

從小說到電影、舞台劇的多重變奏

《孽子》的故事背景，也是當年台灣社會及歷史的縮影。主角阿青的父親是隨國民政府來台的潦倒軍人，母親是本省養女，「外省的悲哀，本省的悲情」結合的一對怨偶，生下了第二代阿青，《孽子》寫的不只是同志，而是一則台灣的寓言。這或許與我成長在動亂的年代有關，潛意識裡對於歷史有著特別敏銳的觀察。

讓我意外的是，同性戀當年雖是禁忌，但《孽子》發表後，各界的反應竟是出乎意料的寬容，除了少數一兩篇關於同性戀是病態論述的專欄，並沒有對於小說的負面評價。民國七十五年，《孽子》躍上大銀幕，開始變奏出不同形式的面貌。

電影版《孽子》很有趣，將原著幾個關於「父親」的形象傅老爺、楊教頭、郭老，濃縮在孫越飾演的楊金海身上，還有小說裡沒有的角色曼姨，塑造一個新的母親形象。虞戡平導演說，他想創造出一個家庭的氛圍，這也蠻好的。孫越演得傳神，第一批孽子也有他們的味道。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為當時保守的社會氣氛，電影被審查機關修剪後，無法完整傳達原著的精神。

《孽子》的第二個變奏是一九九七年，學者王德威的博士班學生吳文思，根據英譯本執導舞台劇《孽子》，由波士頓的亞裔學生演出，在哈佛大學亞當斯戲院連演一週，反應很熱烈。有意思的是，這批說英文的孽子，演起戲來並不感覺是翻譯作品。飾演Bargirl麗月的是一名哈佛大學二年級的女孩，叼根菸，潑辣又性感，她的父母坐我後面，父親看到女兒演得這麼好，高興得不得了，母親則把頭低下，根本不敢看。飾演阿青的是一名混血兒，獨白念來相當動人；小玉也整個豁出去演開了。香港劇場界也曾改編過《孽子》，以後現代的手法探討同性戀議題，已經是完完全全的變奏。

訴求走進家庭，被更多人聽見、看見

二○○三年，曹瑞原為公視執導的電視劇《孽子》，應該是社會回響比較大的一次改編。不但獲得金鐘獎戲劇節目連續劇、女主角、導演（導播）等多項大獎，范宗沛做的音樂也拿了金曲獎，我在大陸還看過盜版錄影帶。友人告訴我，電視劇播出時，有父母找尋兒子的跑馬燈啟事，我很欣慰，當初寫作《孽子》的初衷，就是希望不被認同的同志，能得到家庭對他們的諒解，因為這齣電視劇，這樣的訴求才能走進家庭，走進客廳，被更多人聽見、看見。

拍攝電視劇之前，我對曹導演並不熟悉，一次咖啡廳巧遇，他表達想要改編連續劇的想法。我看了曹導演改編曹麗娟作品的《童女之舞》，覺得他把原著小說的味道抓住了，很有文學性，就放心把《孽子》交給他。

《孽子》歷經多次改編，我明白，任何藝術形式的變奏都是二度創作，即使我自己操刀，也不會寫得和小說一樣。所以，只要導演、編劇抓住原著的精神，把人物導出來，細節的改變並不要緊。

因為大眾媒體的特性，電視劇不能像小說一樣過於抽象，曹導演把《孽子》改編得合情合理，很動人，演員也演得好，尤其飾演傅老爺的王玨、阿青父親的柯俊雄等幾位老演員，薑是老的辣；飾演龍子的庹宗華倒是出乎意料的好，因為他的型不像龍子，但他把角色演活了。

我與曹導演比較大的意見分歧是，小說裡，阿青一次偶遇的角色趙英，電視劇創造出原著沒有的青英戀（阿青與趙英）。飾演阿青的范植偉、與趙英的楊祐寧年輕又帥，我擔心，虛構的青英戀會變成兩個美少男的偶像劇，改得太遠了，起初並不同意，但導演拍好後給我看，我發覺蠻動人的，情感處理得恰到好處，就不再堅持。

楊教頭性別翻轉，增添一點母性的成分

兩廳院「2014年台灣國際藝術節」要以《孽子》作為開幕大戲，有了電視劇成功的經驗，曹導演是我心目中的不二人選。雖然曹導演沒導過舞台劇，但他導過電視劇《孽子》、《孤戀花》，對我的作品熟悉，我相信藝術是相通的，好的導演不管是那種形式，一樣可以處理得很好。

從電視劇到舞台劇，整整相隔十年，曹導演最瘋狂的顛覆是：將青春鳥的師傅楊教頭，來個性別翻轉，變成Tomboy的大姐大，這確實是很大的突破，我聽了叫絕：為《孽子》增添一點母性的成分，母雞帶小雞，大有可為。

舞台劇短短兩三個小時要說完一本書，需要很高濃度的提煉。整齣戲還是照著原著脈絡，從阿青的角度帶領觀眾進入青春鳥們的黑暗王國，但形式更為開放自由，有戲、有歌、也有舞。

父子關係，是這次改編的主軸。阿青與父親、阿青與病重的母親、龍子與傅老爺的對話，以及傅老爺的獨白，都是鋪陳內心發展的重要段落。當初寫《孽子》時，曾想過傅老爺的形象是否設定為同志，但考量到這個人物承載了更大的意義而作罷。

傅老爺，是新公園那群不被家庭認同的孽子們的「精神之父」，他的葬禮，也是我寫小說時最難完成的段落。到現在都還記得，我熬夜書寫，天已微亮，寫完孽子們「在那浴血的夕陽影裡，也一齊白紛紛地跪拜下去。」我好像龍子經歷「撼天震地的悲嘯」後，壓抑的情緒終於得到抒發，我放下筆，打電話給友人：「這幕我終於寫出來了！」這場葬禮，代表著這群孽子終於與「父親」達成和解，洗滌了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孽」子的罪名。

有了了解，就能諒解，最後便能和解

阿青與龍子、龍子與阿鳳的血戀，是這齣舞台劇的另一重點。我的作品好像不論主題怎麼變，都會回到「情」字上。一位導演曾問我：為什麼要把玉卿嫂給殺了？不論是《玉卿嫂》或是《孽子》裡的龍鳳血戀，最後都因愛不到那個人而做了極端的事，我對生死戀特別著迷，因為，我看到「情」對一個人產生的動亂，攪得人多凶。

龍鳳血戀，是新公園的傳奇、神話。因為，同性對愛情的追求不被承認，才會更為激烈與炙熱吧。阿青與龍子，則又代表了另一種永恆，兩人在旅館裡裸裎互訴衷腸，是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含蓄情感。

三十而立的《孽子》，有變，也有不變。變的是，不同領域藝術創作者對小說的變奏與詮釋；不變的是，人性普世的價值不因宗教、文化、種族而有不同。《孽子》寫作時，社會對於同性戀還存在很大的誤解，如今，同志的處境慢慢往正面前進，全世界有十多國承認同性婚姻，台灣正在推動多元成家方案，連保守的天主教，梵蒂岡教宗方濟也發表談話：「如果有人是同性戀，而能懷善心追尋上帝，我有何資格論斷？」

我期待，《孽子》舞台劇的推出，社會可以更嚴肅思考同性戀也是人性的一部分，給予同樣的尊重。雖然，偏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但我相信，有了了解，就能諒解，最後一定可以和解。就像小說最後，寒流來襲的大年夜，阿青帶著羅平向前跑：「1、2、1、2」，最終迎來的，將是溫暖曙光下新的一年。

（轉載自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孽子—2014劇場顯像》，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