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義的不同程度理解造成「傳統」與「現代國樂」這二種不同槪念的語言機制錯置，這次在會場上的激烈火花常常都是這樣來的……
這次的研討會中，最觸動敏感地帶也爭議最大的，即是大會所頒布的母題「國樂交響化」。然而國樂要不要交響化？國樂指的是什麼？是傳統音樂的泛稱，並不特定指涉某一樂種（或樂器組合），還是指「國樂團」？倘若指的是國樂團，那麼這個當年在學習西方及夾雜優越民族情感合流的新品種（對岸稱爲民樂團），與國民政府撥遷來台之後基於意識形態與文化政策考量的所謂「國樂團」，究竟是不是同一「國」的音樂？
於是在未充分對於「國樂」定義釐清的情況之下，就發生了有人認爲國樂應該改造，則惹來回應人指要維護「傳統」的重要性；有人批評交響化是走倒退，有人則誤以爲是「不要再搞國樂了」，難怪有些與會者頻頻搖題「可不可以不要再談國樂交響化了」，惹得台上台下一陣莞爾。
語言機制的錯置
語義的不同程度理解造成「傳統」與「現代國樂」這二種不同概念的語言機制錯置，這次在會場上的激烈火花常常都是這樣來的。通常我們在理解「傳統」的時候，其實帶著強烈的保護色彩，諸如傳統音樂口傳心授的技巧與音樂語法，希望藉由學術單位的支持將之保存下來，這在任一文化先進國家，不論傳統與古蹟的維護都是責無旁貸。而「現代國樂」則不同，它的表面涵義雖然籠統，但是基本上是指向一個創作思維、屬於「現代」的思考。它究竟要有多少成分指向所謂「傳統」精神，它的涵蓋領域究竟應否擴及西洋管弦樂器，還是固守傳統國樂範團，應該讓作曲家來決定（偏偏樂器學的發展常常告訴我們，所謂「西方」樂器其實亦不乏傳自於亞洲近東改良而成），況且音樂本身的抽象性質，並不應有（也不會有）是否「發揚」現代國樂的爭議，刻意檢驗音樂裡是否含帶傳統養分，不僅過時而且沒有合法基礎。
是表演團隊還是研究機構？
難怪在這次的硏討中，許多學者不只一次地希望將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分開來思考」，否則沒有聚焦的議題繞來繞去，所有討論都容易簡化爲「傳統／現代」二分的對峙。來自哈佛大學的余少華博士就坦言國樂團目前做的是「泛中國」的國樂，既要做現代創作又要維護傳統，國樂的傳統學門研究不夠紮實，箭靶指向國樂團；現代創作不力、演奏水準不及彼岸也一併歸咎於此。這裡衍生的問題是，國樂團的設計，其定位究竟是屬專業表演團隊還是傳統音樂的研究機構呢？
倘若是前者，就該直接接受買方市場（消費群衆）的檢驗，努力從「維護傳統，發揚國樂」的文化旗幟中撤離，建立一個比較健全的演奏體系與經營方針，不再迷信政府對於文化藝術的保護政策。如果是後者，也應紮實地脫離意識形態的包袱，廣泛接納台灣乃至於中國各地樂種保存、傳統音樂的研究。
其次，兩岸意識形態的迥異，就連對於「文化」的詮釋與發言權，也由於不同的政治現實而各自朝光譜的兩極。於是當北市國的許克巍大嘆「表演藝術團隊難以經營」，對岸學者則是賣力宣揚國樂在大陸的「前途一片大好」，中間微妙的較勁與對生態不同程度的解讀不言可喻。
看不到「台灣」？
也許是爲了表達本地國樂界主隨客便的謙和，除了少數如探討國樂生態與教育涉及台灣在地的經驗，大部分的時間與發言裡，我們只能不斷感受彼岸熱烈的討論。至於國樂團的歷史發展、國樂團未來的意見與「深化」的參考座標，我們幾乎看不到「台灣」的位置。
毫無疑問的，國樂團在台灣的發展，是在特殊歷史情境下，一種接近於大陸民樂團」的身世而來，然而兩岸分別五十年，各自的國樂現狀應該有不同的命脈，對於未來，也理當有不同的文化意涵。可是這次研討會中卻令人很明顯地發現，大陸訴諸民族情感可以侃侃而談國樂過去與未來的接軌，而台灣這個「移植」於大陸的成分多於本地的養分（更不用提前幾年本地樂團專打大陸牌的操作方式），而未來又可預見行將褪去文化宣傳光環的國樂品種，其處境之尷尬，可想而知。
對於中西樂都要有批判能力
從這個命題出發，如果台灣有意區隔對岸的民樂團，而希望步入世界，直接與國際接軌，那麼交響化還是唯一的選擇嗎？可以預見的是，西方發展「管弦樂團」百年，然而已經有愈來愈多的跡象顯現：對於音樂「質地」的思考正在返回崇尙小編制、靈活的室內樂（chamber）風格，許多知名樂團的財務艱難的現況，不也隱約透露了對於這個世紀巨獸的束手無策。從這個角度看來，國樂界討論「交響化」雖然夾雜民族意識，然而其對於西方音樂的反省與批判，相較於台灣西式樂團仍在「一國的文化水平，要視一個是否發展自己的管弦樂團」的思考中賺取個別團體的文化利益，國樂界的表現反而是「爭氣」多了。西式樂團的問題表象或與國樂無法等同，然而背後的文化意識形態與對於音樂的想像能力其實可類比之。以《梁祝》名滿中外的作曲家何占豪在研討會中就不只一次表達，「對於所有東方與西方的音樂，應該都要有批判能力」，可謂一言中的。
傳統與新世紀的對話
附帶要提的是，從這次的議體設定與邀請講員的涵蓋層面，也看出了國樂界迥異於過往的開放程度。大會請來海內外資深媒體工作者，擴大了議論的空間，新聞工作者向來較接近消費受衆的現場，或許也可以點燃國樂專業界的些許盲點。而寬頻網路的數位化思考，則提示了一個新的跨越國界的可能性，「全眞像傳播」的新聞總監宋聖陽對於嚴肅音樂中「追求精準」的性質表示肯定，然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工具，音樂人對於「太眞實，眞實到不敢逼進」的數位科技反而表現在「介面」使用上的困擾與抗拒，也著實令國樂界人士硬是上了一堂「課外」課。
包括大會悉心安排的網路文化討論、本地國樂網站的瀏覽，一種新世代與傳統國樂對話的氣氛正在醞釀，然而「危機即是轉機」，大會應該在追求e化的風潮之外，努力思考如何因應當代的需要，而找到未來新的可能性。例如以國樂界對傳統藝術的長期執著與相對於外部（世界）文化的發言位置，在未來建構的網路世界中，不妨運用「資源分享」的媒介特性，致力於傳統音樂資料庫的建立，將來更進一步或許可爲華人音樂圈的重要窗口。
二十一世紀已經到來，上個世紀的「國樂交響化」或許仍然喋喋不休，然而屬於音樂的各種差異思考也將會陸續出現，並且不可抵擋。怎麼做？歷史會說明眞相，也會帶來新的歷史。
（本刊編輯 黃俊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