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瀚賢
曾瀚賢(許斌 攝)
藝活誌 Behind Curtain

電影搞鬼 感應集體恐懼

《紅衣小女孩》監製曾瀚賢

你可能在哪個時代的電視靈異節目,或現在的「關鍵時刻」或「新聞龍捲風」之類的談話節目,聽聞過鼎鼎大名的「紅衣小女孩」,去年這個台灣知名的靈異傳說被搬上銀幕,在已經很久沒有生產恐怖片的台灣影壇造成影迷的熱烈討論。不同於歐美的殭屍或吸血鬼,也異於港泰的幽魂冤鬼,這屬於台灣的鄉野傳說,怎麼引發屬於台灣人特有的恐懼?監製曾瀚賢說,這一切都是因為「人的執念」……

文字|陳茂康
攝影|許斌
第278期 / 2016年02月號

你可能在哪個時代的電視靈異節目,或現在的「關鍵時刻」或「新聞龍捲風」之類的談話節目,聽聞過鼎鼎大名的「紅衣小女孩」,去年這個台灣知名的靈異傳說被搬上銀幕,在已經很久沒有生產恐怖片的台灣影壇造成影迷的熱烈討論。不同於歐美的殭屍或吸血鬼,也異於港泰的幽魂冤鬼,這屬於台灣的鄉野傳說,怎麼引發屬於台灣人特有的恐懼?監製曾瀚賢說,這一切都是因為「人的執念」……

十八年前,當那群友人在山間行進的影片於電視螢幕上播放時,無論你是躬逢靈異談話節目盛景的六、七年級生,或是早耳聞地方流傳「山裡有人請吃飯」此類說法的社會人士,即便是尚且年幼、才剛出生的嬰孩,如今也已成了將屆弱冠的年輕人。從那時候開始,這影片成了我們共同的記憶,雖還稱不上榮格所謂的集體潛意識,但這傳說之源,在不少人心中就此萌芽。

畫面中那些人一個接著一個走近,前後維持著大約相等的距離,向鏡頭揮手或只是靦腆一笑,終於你看見了隊伍的盡頭,也看見了走在最後面的人。在此之前,你或許早已習慣〈玫瑰之夜鬼話連篇〉裡那些模糊曖昧的靈異照片,也聽過棚內的攝影老師,煞有其事地說些光影折射、重複曝光等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的術語。動態的靈異影片,或許還是第一次看見,這隊伍像是一點一點堆疊著期待,當走在最後的那人現身時,你知道就是他了。

不太確定他是男是女,上下一套的紅色休閒衣褲與他的身形相比,顯得有些稚氣。也說不出年齡,只看見畫素粗糙的影片中,他的臉像是抹著一層湛藍的影,陰鬱帶些猙獰毫無血色人氣,絕非僅是個跟在隊伍後頭心情不佳的小朋友。畫面於是停格在這裡,你無法比對前面每個人走過這小坡道時,臉上是否同樣有著一抹陰影,專家會為各位觀眾分析釐清、記者會按流言耳語追訪真相,還會告訴你拍攝影帶或出現其中的人後來變得如何,甚至警告觀看過久可能影響個人磁場。這是紅衣小女孩的初登場,就真的只是一個亮相而已,如此具體的形象,在此之後與其他鄉野傳說連結在一起,也出現了許多強加其身的法力幻術、張冠李戴的背景故事。他彷彿沒有真的做些什麼,卻也不曾離開舞台,那個被定格的身影就站在那兒,在腦海浮沉。

依據真實,累積台灣經驗

《紅衣小女孩》試著重現了當時的畫面,按照電影中的形貌設定,那個走在最後的人也成了衣衫襤褸、名符其實的「小女孩」了。但我們仍會因此記起現實影片中,那位個頭較大的「女孩」及他的陰沉面容。依據真事杜撰而出的故事與真人實事相互重疊,這是《紅衣小女孩》製作團隊的企圖,當然也是它成為近十年最賣座台灣鬼片的原因之一。瀚草影視監製曾瀚賢提起當初發想的原委,「從產業層面來看,二○一四年台灣電影的票房其實不好,相對來說呈現低迷。電影不太像其他藝術作品,我們需要大量的資金,所以在某種程度必須反映市場的狀態。」他們找了些題材、做了不少分析,大環境不好、手頭資源有限,「或許唯一能做的是訴諸觀眾的情感,譬如喜劇笑一笑可以釋放壓力,恐怖片也是一種方式。」

在此之前,編劇簡士耕早已寫成《紅衣小女孩》的最初版本,瀚草影視也以此為基礎繼續發展、編修了一段時間,「到二○一五年時機成熟了,就投入拍攝。我們決定要做《紅衣小女孩》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年的那個家庭錄影帶,它引發了很多後續效應。恐怖片其實來自於社會的集體恐懼,所以希望從這個方向出發,以《紅衣小女孩》來說我們這個社會在害怕些什麼,試試看能不能用這樣的方法來拍一個恐怖片。」曾瀚賢說,「它訴諸情感,也符合商業操作的需求,創作上也能反應社會壓抑的現況,於是決定以此為題。」

這個決定讓他們順利募集了資金,由於類型電影的成本不用太高、輸出國外市場較具優勢,整個企劃其實從一開始就野心勃勃,他們預計以此題材做成三部曲電影,如此企圖也是因環境而生,「台灣已經很久沒有自製的恐怖片了,我們沒有know-how,只好找國外的案例來學習。這種事情需要累積,製作的能量也需要累積,讓這部分的經驗能提昇。可能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想法,自然吸引到一些比較好的團隊,有了比較好的願景,也因此讓大家願意投入更多心血,不僅是聚在一起拍一部片而已。」曾瀚賢也從監製的角度分析,「以我們的觀察,希望台灣能有多一點類型電影作品,而且要持續拍,要有一定的產量,才有辦法往外走。」

《紅衣小女孩》第一集的成功,或許真的帶動了台灣類型電影的復甦之兆,曾瀚賢也知道今年可能會出現不少與之抗衡的鬼片製作。然而這群電影專業人士,最初面對恐怖片的挑戰也委實下了不少功夫,他們知道此類表演、語言公式、技術層面都有些不同,即使有許多國外的範本經驗,「該如何轉化成台灣的本土恐怖片,也需要拿捏。因為我們沒有做過、沒有實際的案例,反而也沒有什麼對錯,就以我們自己的方法出發。」曾瀚賢舉例,在表演的部分,有賴指導老師洪綺陽事前給予演員的訓練與試驗,「一般劇情片的表演老師是在揣摩劇中人物的情感、特殊的經歷,以建構角色。恐怖片不一定完全如此,反而需要挖掘開發一些方式,如何能從你的表演,將那種恐懼或是比較感官的東西可以立即傳達。這個很重要,我們知道不太一樣,但是不知道要怎麼做,就請老師來協助,做一些著重在這方面的表演練習。」話雖如此,但鬼片究竟該如何演,連老師自己也必須從工作過程中去研究可行的表現方式,「她知道我們需要怎麼樣的畫面,就想辦法在鏡頭前實際嘗試不同的感覺,邊做邊看這樣的效果能否達到需求。」

「紅衣小女孩」作為電影主要意象,她的背景設定、身體形塑與實際樣貌如何呈現,製作團隊也是煞費苦心,「我們定義她是比較像『妖』的東西,所以在肢體上必須有些異於人的表現方式。」於是他們向軟骨功老師討教,特別為小女孩演員做肢體訓練,更搭配動態捕捉技術,以展現紅衣小女孩在山林場域現身時威力大增、形態詭譎的一面。除此之外,兒童演員的工作時間也有其限制、必須妥善安排,只好一次找來三個真女孩飾演,成了傳說裡幻化無常、變化多端的童顏鬼魅。

新編傳說,體現社會恐慌

真實事件的改寫作品,如水載舟亦可能覆舟,以此為宣傳能吸引擁有共同回憶的大眾,也會因詮釋內容不同而出現理解上的差異。紅衣小女孩的真面目眾說紛紜,即使定義為「魔神仔」也如《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一書所區分,具廣義與狹義的說法、無具體時地的傳說與有實際遭遇的經驗故事等極大不同。電影《紅衣小女孩》從上述種種出發,卻也試圖擺脫許多龐雜的背景,說出新的故事。

小時候玩鬼抓人,現在玩臉書,《紅衣小女孩》的英文片名“Tag-along”呼應著故事前段所能理解的線索,就是不停的“tag”,一人標示一人,牽連彼此、拖人下水,紅衣小女孩就這麼陰魂不散地尾隨威逼、愈發壯大。依附、跟隨的意念,其實與一般傳聞中魔神仔的帶領、捉弄有不同的意義,然而這個“tag”卻是電影所創造的新方向,是他們賦予這個傳說的嶄新意義。

「我們扣在一個主題:人的執念。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其實你的執念會影響到你的狀態。」曾瀚賢解釋這個概念的轉換,「魔神仔會捉弄你、帶你到別的地方,譬如說老人失蹤,回來說有人請他去吃東西,其實都是些泥土、蚯蚓。假設今天不以玄怪的角度去看,用科學該如何解釋,這些故事多發生在老人小孩身上,或許他們精神上相對成年人比較不穩定,或許在山中迷路失溫加上飢餓才有了幻覺。」他們會出現怎麼樣的幻覺?被帶到哪個世界?會看見什麼?試著這個角度切入發展,「其實那個世界的樣貌,跟你的執念有關,是你自身的投射。把幻覺、執念這樣的元素加進來,再回過頭來處理角色。觀眾需要對角色有認同,可以將自己帶入其中,於是我們試著透過角色,去體現社會的某些恐懼。」

片中許瑋甯的角色即因過去的決定,埋下對現在、未來裹足不前的遠慮,那是已深藏內化的傷痕,「把這個設定放在角色身上,她的恐懼是有來源的,所以不光是面對鬼,她也必須面對自己,更多的是她的心魔所造成的恐懼。」電影中有一刻,她醒轉看見自己置身男友黃河曾殷切期盼的美好生活中,卻也是她曾一再否決的未來規劃,人的希望與恪守的堅持,心之所嚮與魔之所在,似乎正如她眼前的幻境般亦假亦真。

「社會的氛圍造就了恐怖的傳說,我們要講的就是去找到那個東西,」曾瀚賢順著話頭,忍俊不住地接上了聖嚴法師之語,「面對它、解決它、處理它、放下它,一切都有根源。」角色對下一個階段的恐懼,譬如買房、懷孕等年輕一代在社會現況中的日常議題,也反映了他說的社會集體恐懼,「這種焦慮的結果,成了一部恐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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