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馬布礦場劇團藝術總監Terry O’Reilly（中文名易光海），因緣際會來台進行台灣原住民祭儀研究，並將心得寫成《陽光書》，首先在寶藏巖以讀劇方式呈現，今年則移至竹圍工作室進行三週的進展，多了數位意象的呈現、聲音敘事與走位場景的具體化。這個計畫值得注意的並非只有演出的形式與手法有多麼創新或令人驚豔，更在於創作者的視野——異文化合作者從彼此找到新的觀點，因而能對表演藝術與台灣的觀眾形成久遠的影響，使得展演並非曇花一現的交會，而是歷久彌新的養分。
國際藝術家經由旅行，將駐村成果如同灑種般帶到所經之處，使得在地藝術醞釀成全球化語言，彼此能溝通的語彙增多，能探索的人性也加深增廣。這些互動讓全球藝術形成的地球村更加密切，進而拓展彼此視野，對人類社群的文化增添更多色彩。在台灣，表演藝術展現的形式多元而豐富，連帶也產生許多有力的藝評，為台灣的表演藝術留下歷史。但相較而言，在諸多展演形式中，有關駐村藝術的報導與評論較受忽略，雖然其產生的影響可能更無遠弗屆：讓台灣不單成為國際藝術家揮灑與巡演的場域，更能對國際表演藝術的創作有所貢獻。
從原住民祭儀出發 思考普世議題
《陽光書》的創作起源來自美國著名馬布礦場劇團（Mabou Mines）藝術總監Terry O’Reilly，他給自己取了很詩意的中文名字「易光海」。身分兼具舞者、演員、作家、導演與藝術總監的他，二○一四年接受傅爾布萊特計畫贊助，至臺北藝術大學客座，同時進行台灣原住民祭儀研究，包括阿美族海祭、排灣族五年祭及賽夏族矮靈祭，並將田野調查的部分心得轉化為文本，成為寶藏巖駐村藝術計畫的內容。易光海注意到矮靈祭的贖罪意義，適用於傷痕累累的人類歷史，因此他串連國際難民事件和島內男性與女性的生命創傷，編織成將近八十分鐘的作品。他以拼貼的文本對照生命的破碎，以個人的苦難呼應全球的創傷，以小碎片裝載普世的大議題，思考人類的受難及出路。
先在寶藏巖以讀劇方式呈現的《陽光書》，今年移至竹圍工作室進行三週的發展，具體化了數位意象的呈現、聲音敘事與走位場景。這個計畫具有多重意義，值得注意的並非只有演出的形式與手法的創新，更在於創作者的視野——異文化合作者從彼此找到新的觀點，因而能對表演藝術與台灣的觀眾形成久遠的影響，使得演出並非曇花一現的交會，而成為歷久彌新的養分。再者，《陽光書》的創作團隊來自多元背景，交集出來的文化版圖與藝術家「族譜」別具趣味，在藝術工作者身上具體看見「天涯若比鄰」的事實，而經由與這些人接觸所形成的網絡，也不可小覷。
易光海所屬的馬布礦場劇團被美國資深戲劇學者Oscar G. Brockett與Robert Findley譽為後現代風格的代表劇團，與羅伯．威爾森、理查．福曼、Wooster Group等並列當代表演藝術界受矚目人物及團體。創團成員包括菲利普．格拉斯、Lee Breuer、JoAnne Akalaitis等人，在世界劇場史留下擲地有聲的作品，例如Red Horse Animation（1970）、the Gospel at Colonus（1983）、the Warrior Ant（1988）及八○年代末的《李爾王》等，這些作品通常涵蓋跨文化與跨領域元素，即便已有四十年歷史，今日看來依然前衛。而每位團員又各自精采，以紐約作為基地，至各地旅行創作，將馬布礦場劇團民主式的合作方式、前衛與創新的理念帶到世界各地，例如易光海的跨國計畫即包括日本、中國、巴西，泰國、香港、台灣等地。
多國多樣人員參與 形成觀念與文化的互惠或衝擊
《陽光書》國內的合作對象包括梵體劇場藝術總監吳文翠、旅法跨領域與聲音藝術家丁麗萍、手作偶戲藝術家薛麗美，與許多年輕一代的視覺藝術家與音樂人。眾人在自由的氛圍中貢獻所長，同時在接觸不同對象時，無形之中也將身上的涵養與故事傳遞出去：包括寶藏巖與竹圍工作室的工作人員、觀眾、年輕學子、不同部落，在過程中形成觀念與文化的互惠或衝擊，亦令人期待《陽光書》的最後面貌，將如何融合這些豐富的元素，令觀眾耳目一新。尤其駐村藝術在台灣已行之多年，台灣觀眾對於各種前衛藝術亦耳熟能詳，因此如何能在百家爭鳴的藝術界脫穎而出，獨樹一格，受到青睞，就有賴推陳出新的理念與包裝，其中最為劇場人熟悉的一種方法就是「奇異化」（defamiliarize、make-strange、alienate，或譯陌生化、疏離）——對眾人熟知的文本找出不同凡響的新意，或是顛覆解構，以至於觀眾推翻之前的認知，因而產生新的洞見。例如英國導演彼得．布魯克的《仲夏夜之夢》與日本導演蜷川幸雄的《哈姆雷特》，皆以新穎形式詮釋莎劇而震撼藝術界。
「奇異化」手法可追溯至廿世紀初的德國導演布萊希特，因為觀看京劇受到震撼，開始檢視西方劇場的限度，將心得整理成系統化的美學與手法。雖然「奇異化」的手法早在俄國形式主義實踐，不可否認布萊希特將之運用在劇場發揚光大的影響力，不僅改革了線性式的西方劇場，同時影響亞洲與世界表演藝術的革新，在碧娜．鮑許的舞蹈劇場、英國的DV8劇場、甚至是電影導演拉斯．馮．提爾等人的作品，都可見到布萊希特「奇異化」手法的傳承。
奇異化觀點 令人重新思索週遭文化
《陽光書》雖然仍在創造過程，卻已嶄露一些「奇異化」的觀點，例如：以後現代拼貼手法呈現原住民祭儀的普世價值。雖說歷年來，有不少表演藝術以原住民文化為題材，但企圖點明普世意義的卻並不多見。如同電影《賽德克巴萊》魏德聖將霧社事件從「原住民是抗日英雄」的敘事觀點轉化成深刻的哲學意涵，探討人類的共同議題：要成為真正的人，必須走過艱辛的考驗，包括戰爭與殖民等令人痛苦的歷史。這部電影亦呈現「奇異化」的觀點與效果。首先，它顛覆歷史課本對莫那魯道與霧社事件的敘事觀點、引起不同族群的認同或反對等眾多聲音。魏德聖也感慨：島內具有多元文化，但不同族群之間的跨文化學習與合作仍有待加強。又如，甫落幕的《Maataw浮島》引起諸多討論，包括趙綺芳在內的學者也撰文呼籲觀眾要正視對原住民文化與創作的陌生。國內不同族群如何透過「奇異化」的觀點互相學習，仍需要多方努力。
而導演來自異國的《陽光書》，以跨文化的角度呈現原住民祭儀對他的啟示，作品的觀點與手法將如何「奇異化」國人對原住民文化的認識，亦值得探討。針對跨文化創作，丁麗萍說：文化雖有不同，大家都有共同的經驗，例如失落、失敗、希望，這些將人連結起來，可以從人的基點出發，各種手法與素材可以納入、可以交流，跨文化的作品不必然需要明顯的文化符號。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奇異化」特點是易光海的工作態度。他透過兩個駐村藝術計畫耐心耕耘，彷彿逐頁書寫，將發生在陽光底下的故事一一收藏在書中，吳文翠表示：易光海一步步沉穩地深化複雜的想法、一點一點添加、從前年的讀劇到今年的影像，有如耐心栽培一株植物，相對於大多數人希望創作時各種資源一次到位，這種做法是種異數。
藝術家不斷突破自己，也對人類共同的最大作品——歷史與人性，不斷更新、賦予意義。與其對黑暗憤世嫉俗，編導易光海選擇相信破碎與失敗蘊藏奧秘與希望。《陽光書》雖尚未正式與觀眾見面，但已從創作者身上散發出人文胸懷，如劇名一般溫煦耀眼。
一個獨立的駐村藝術作品，能串聯起更大的脈絡？將劇場、跨領域創作、文化展演及歷史等更宏觀的文化版圖，匯聚成多重的影響力？相信將於二○一七年將正式演出的《陽光書》，會給我們一個正面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