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黑色白賊三部曲》之二的《也無風也無雨》經過李國修極力點火催生下，終於出爐了。

年紀越大，靈感越少。以前，隨身帶著筆記本，隨時記下腦中乍現的想法和佳句；現在，沒有筆記，點子越來越少。不管是在家或出外，任由感覺堆積，已不理會什麼「稍縱即逝」的靈光，唯有等待某種飽滿的情緒自然溢出，水到渠成，始有創作的方向。近幾年，於存檔的諸多感覺當中溢出的，盡是揮之不去的黑色情緒，《也無風也無雨》除了延續家的探索，還注入面對這個黑暗時代所產生的黑色情緒。

家庭的題材

近五十年來的台灣，有關家庭的題材的觸碰，在電視的肥皂劇極爲常見，在舞台劇倒是少見。然而，攤開西方戲劇史，從希臘悲劇、羅馬喜劇到文藝復興及其後的悲喜劇，家庭是常見的題材。有意思的是，西方現代戲劇盡是一些探討家庭的劇作。幾位大師如易卜生、契可夫、史特林堡、皮蘭德婁等等，總是藉由一個家庭的崩解，來反應時代的變遷。

會以家庭爲主題寫下《黑夜白賊》及《也無風也無雨》，倒不是刻意寫些別人不碰的東西，主要是因爲個人的體驗與關懷。當然，我是有意向那幾位大師學習，以最小的關注點，來影射最大的層面。這個意圖背後的原動力，除了藝術野心在驅使外，主要是來自一種深刻的體認：這幾年來，我家的轉化和這個社會的革變幾乎是亦步亦趨的。

文明與野蠻

台灣有個很弔詭的現象：社會看起來很先進、很科技化，但它內在所流竄的慾望卻很原始、很野蠻。解嚴除了打破政治的禁忌，也同時釋放出久被壓抑的其他禁忌。於是，打破倫常與背離中心的衝動，並不只是出現在學者的論述，還每天極具體地顯現在我們的日常行爲裡。

大約是半年前，我開車回家，車子經過政大旁很窄的指南路。當時正是尖峰時刻，兩旁都停滿了車子。我這邊老是堵住，車子動得慢。原來，有人並排停車，將本來是雙向的交通搞成雙向的堵塞。就在大家爭先恐後的時候，那個車主拿著剛買的文具，慢慢走來，對她所造成的混亂，完全視若無睹。按捺不住的我，打開窗子對她說：「小姐，你不知道這裡不能停車嗎？」對方不假思索地回答：「是誰規定的？你嗎？」聽到這，我想講但沒講：「X你媽X！這是法律規定的！」這就是我所指的野蠻。她的野蠻。我的野蠻。回到家後，我眞希望我當時有棒球棒，希望我當時失去控制，把她的車子砸爛。這就是我所說的一種充滿暴力的黑色情緒。

《也無風也無雨》劇中，一位叫田明文的人物就有類似的情緒。他質疑：如果家或社會是文明的產物，隨處可見的野蠻心態和行爲，是否意味家已崩解、社會已無秩序？如果眞的這樣，要家何用？爲何不誠實面對，回歸原始的狀態？

交雜的語言

某位西方學者如是說：「所謂的國語是政治上的意外。」在台灣，因爲國語有其正統的地位，其他方言都被歸屬爲次文化之列。生活上，方言漸漸凋零；意識形態上，方言和低級被劃上等號；媒體裡，「台灣國語」或「客家國語」被拿來做搞笑的工具；劇場裡，講一口「標準國語」的演員比其他有口音的演員較容易出線。

《也無風也無雨》刻意呈現國台語夾雜的情形，藉以反應台灣的語言生態。它雖然描繪一個「台灣人家」，但爲了反應劇中人物的年齡背景及意識形態，我很小心地爲每位角色設定他的語言基調。雖然各有基調，每個角色隨時會視情況和說話的對象而隨時換檔變調，甚至在一句話裡都會出現語言雜交的情況。如此的選擇原因有二。國台語夾雜的對白較貼切生活、較寫實，此其一。我反對純粹主義，不能接受「只講國語」或「只講台語」的心態，此其二。

敍述與呈現

西方戲劇傳統有如下的說法：「呈現較敘述爲佳。」（Showing is better than telling.）亦即：一個事件與其藉由角色的口中說出，不如用戲劇的手法演出來。近幾十年來，這個不定的法則已受到強烈的質疑。有人指出，敘述──即講故事──有其古典的美感，如希臘悲劇中比比皆是的段落。更有人強調，敘述──即用語言建構事實──有其政治性。

《也無風也無雨》有戲劇化的呈現，也有很多敘述。往往，劇中人物會以「代誌就是這樣的」開場，然後講了一個故事。運用大量的敘述是爲了反應我們日常如何運用語言來交代一件事情，來對某一個人提出蓋棺論定的看法。從開始到結尾，劇中失蹤的爸爸就被家人用各種語言（懷舊的、理性的、質疑的、顚覆的）來品頭論足。結果是，我們對他仍然無法有確切的認識。

只能蓋棺，無法論定。

文字｜紀蔚然  師大英語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