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讓觀衆親身體驗「漂浮失重」的感覺，初步構想是讓觀衆懸吊於空中，之後因技術及經費問題，才改以「彈簧席」取代，努力保留這種「漂浮」的狀態。
九四年夏季，我和Birdy（王也民）相繼入伍，天打那實驗體也暫時藉此機會沈澱一些想法。在當兵時的深刻感觸則藉短暫的休假與Birdy交換一些想法。九五年初，在幾張我爲裝置作品設計的草圖上，我們有了初步的共識：即「漂浮」、「疏離」、「冷漠」、「不在乎」爲我們這一代集體性現象症候群。從生活上衍生至政治上，最明顯的就是一九九七年，香港由兩大帝國的交接上，反射出台灣面對「回歸」的抗拒；由早期的「反攻大陸」到近來「保衛台灣」的轉變上發現：歷史神話因爲政治現實是可以逆轉的。因此，以往那種嚴肅、認眞的血統之爭，是否只不過是另一個歷史權力交替下的媚俗潮流罷了？
那麼除此之外，我們還剩下什麼？是嘉年華會式權力交接所刺激的消費運作？還是文人鬥士聲言的救國抱負，鼓動另一次天安門？
這是一個沒有彼岸的世界。關於救贖，或者歸處，只有無盡的漂浮及自我放逐。通過電話，電話板傳送的聲波，我們藉著不斷與他人連結中，才得以找到「自我」可能的定位。而孤獨依然伴隨，歷史如風，比雲還淡，甚至輕於鴻毛。「失重」不只成爲托辭，它令人麻木自在。
於是從第一次構想《反攻大陸行動序篇》的漂浮人發展到有展演內容的《So What》後，就不停圍繞這個主題加以深化。爲了讓觀衆親身體驗「漂浮失重」的感覺，初步構想是讓觀衆懸吊於空中，之後因技術及經費問題，才取以「彈簧席」取代，努力保留這種「漂浮」的狀態。到了第三個版本《時候到了》（原《So What》）又推翻發展完成的裝置，將整個地板由原本鋪滿螢光粉的陷落空間，加上從電話線路板中得到的靈感，在整個實驗劇場的空間內，將電話IC電路板放大，供觀衆行走或坐臥其上，同樣也有強烈懸浮感，另外又有過獨木橋時的那種不安，並解決了一直困擾著我們的問題──觀衆席。在此，觀衆也成爲一個個電子訊號，流動在整個空間裡，成爲整個概念的一部分。
在每個IC電路走道下，都置放螢光燈管照明，鋪於電路走道下的螢光粉，配合現場其他絢麗強烈的燈光，企圖營造一個繽紛卻冷感的疏離氛圍。
若說這個作品提供了些什麼思考方向，那麼其姿態可能不在於承認我們是誰，而是在於拒絕我們是誰。
在世紀末的華麗喧囂之外，終有無法逃避的孤絕陪伴。
文字｜姚瑞中 裝置藝術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