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五年、兩百場巡迴演出，立下的紀錄和拚出的數據，對他們來說或許還是其次，「上台演出那麼多場，這個事確實不是一個常態，」金士傑說，「這輩子都沒發生過，大概也是空前絕後。」卜學亮也說，「這是一項紀錄，對自己來說，其實也是一個紀念，我總希望，能多演幾場就多演幾場吧！」訪談的這段期間，他們演完西安、來到上海，明年初也將重返台北，進行四天七場的演出。卜學亮的行程很趕，在台灣還有果陀劇場的另一齣戲《ART》加演，往往得抓緊短短一、兩天的時間往返；金士傑也趁巡迴空檔接了幾檔電影拍攝，有時演完大家各奔東西，幾週後又在異地相聚。這趟旅途，用來比喻生命也好、描述行程也罷，或如《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這齣戲般，歷經了過往、直面著當下，一字一句，在一趟趟、一場場的重演輪替間，默默銘刻在心中許多與之共鳴的角落裡。

有牽絆有體悟，生命因旅行而豐富

「我之前做過一個江蘇衛視的節目，叫做『前往世界的盡頭』，」卜學亮回憶，「裡面有一句標語是『在旅行中發現更好的自己』，如果把巡演看做一趟旅程，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或多或少都是讓自己變得更好的因素。」從台灣到中國，走過大大小小不少地方，這幾年更藉由巡迴的機會，讓卜學亮得以初次走訪新城，或重遊故地。「每到一座城市，我都會有很強烈的好奇心，想要盡可能地多看、多聽、多享受，當然也要多吃點美食。」他笑說，「別的演出不見得會有這種機會，所以知道要去巡迴的時候，基本上心情都蠻好的。」不只能一邊工作一邊增廣見聞，卜學亮也發現，每次搬演這齣戲，短短幾小時的生離死別、內心的翻擾糾結，「其實演完身心都蠻累的，這戲真的不是那麼好演，開始前的準備、結束時痛哭一場，中間的暢快和疲憊都有，當天晚上通常會睡得蠻好、蠻沉的，曾經也有幾次，第二天早上醒來、睜開眼會有點疑惑：『我不在家？我在哪裡？』過去還真的未曾有過這種經驗，感覺很特別。」就好似漫步中時而迷惘，又如收假之後還得重整心情、再次出發，人生就在這一次次開始與結束之間，來回遊歷、痛快玩耍。

金士傑近年身為人父，享受養兒育女的責任與快活，時不時外出工作、巡演幾場，對他而言也算是轉換心情，「可是往往到了機場，就會有點難過了，又要和孩子們分開了。看著機場裡的孩子跑著、高聲尖音地叫『爸爸』，都會有種錯覺，讓我想回頭看看，聽著這種聲音更有種走不開的感覺。」想到孩子，金士傑也油然生起一種莫名的心境，「凡事、凡物都會在我眼裡轉型成我跟孩子的故事，奇怪，每件事情都會這樣通通轉過去，好像談戀愛的時候才會如此。確實是走不開，所以每次出門其實都很惆悵、皺著眉頭，還得自我勉勵說『這是好玩的事』，告訴自己要開開心心的、輕輕鬆鬆地出門。」他也說，「演這齣戲已經非常多次了，心裡頭不會有什麼緊張或壓力，還真的有一點度假的愉悅。」

因有了一雙寶貝子女，金士傑的工作型態也有所改變，以電影角色來說，他現在大多接洽一些拍攝時日較短的演出，他也自嘲「小戲都是拍個三、五天就殺青了，工作人員就獻花，這禮拜獻花、下禮拜也獻花，就發現我最近怎麼老在接受別人獻花。」接的戲短、拍的戲多，他對於近期的中國影視生態，有了些特別的感受，「我開始比較樂觀地看待這一片欣欣向榮的景況，在這個龐大的市場下，就會出現勇夫，我還真的見識過一些追求不凡、風格特異的導演，看劇本時會想，『他怎麼想到要這樣寫？』也思考『那台灣有沒有呢？』沒有，台灣的同一性愈來愈高了，像以前那樣五彩繽紛的花季，好像春秋戰國時代英雄輩出的景象，這些年對我來說，都太整齊劃一了。」

演給觀眾看，也說給自己聽

除了在排練期間相互磨合、在演出舞台並肩作戰，將邁入兩百場《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裡觸及的每個討論、每項體悟，對兩人而言都有許多點滴在心，甚至自覺難以直視的課題，「譬如莫利教授提到『原諒別人也原諒自己』的這段話，就讓我頗有共鳴的，在我自己生命中的某些階段，難免也會有一些懊惱、有一些跟自己過不去的地方、有一些結一直解不開，其實那就是一種沒有原諒自己的狀態。」卜學亮默默地說，「要原諒自己，是去即時補救那些可以補救的事情，至於那些來不及彌補的，也要學會放下。」除了這堂課對他有所啟發之外，卜學亮也提到，在演這齣戲之前，內心一直有種「怕老」的感覺，「我會覺得老了就玩不動了，很多地方去不了了，即使去了，也可能沒有年輕的時候那麼好玩。這戲裡面有一段話，教授對學生說：『一棵樹最美的時刻，就在它落葉之前。』其實不用跟年齡過不去，反而更提醒自己要把握當下，等到老了，眼光不同，看到的事情也會更不一樣。」

金士傑則說，劇中教人要「追尋生命、擁抱生命，當你這麼做，生命也會反過來擁抱你」，對應著他自己的生命歷程，「在我心裡聽起來，真是不無安慰、不無鼓勵，當然也不無慘澹。這一生走來確實跌跌爬爬、有時飛揚有時摔跤，現在年紀比較大了，抱著一堆孩子，有高興卻也有一些唏噓。」他也舉了莫利教授對學生米奇所說的兩個問題為例：「你跟你的心靈能夠和平相處嗎？」以及「你能夠好好做人，並且全心全意地做好嗎？」金士傑自承，若是自己面對這樣的提問，「會有些悄悄的話語在心裡嘀咕著。要說原諒自己，我覺得有些吃力；要說好好做人，會感到臉紅慚愧。不過這話還是有些勉勵性，就如我對孩子的期待，父母親都會希望他們能『好好做人』，但要怎麼做呢？我不希望他們太被規矩給框住，我可能也不願意成為那個定下規範的人。」面對這個新的生命課題，金士傑也正在學習、有所反思，「那我希望他們好好去做一個人呢？還是好好享受作為一個人？去盡責任還是去盡情玩耍？都有吧，這樣的祝福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