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的呼聲》透過工作坊的培力與呈現，有意圖讓平常被壓抑的移工，在公共空間主動抵抗權威與歧視，沖淡勞動階級與族群意識。可惜在於，創作者在劇中所呈現的勞動現場極為片面，即便其有意點出每個職業在不同環境中，備嘗各種艱辛，並欲透過移工遷徙的路徑連貫場景，但創作者卻用粗糙、單一手法直接拼湊，反而難以看見多種被壓迫者的面孔，重疊橋段、戛然而止的轉折導致批判的聲響被碎裂化而漸弱。
台灣應用劇場中心《窮人的呼聲 Cry of the Poor》
2018/11/18 桃園展演中心一樓展場
九○年代以降，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許多東南亞籍工作者淪為客工制度和移民政策的次等他者，因社會群集（註）差異的偏見，將其低賤化，在契約與雇主的綑綁下，難以看見主體的抵抗。然而移民或移工議題的劇場在近年來時常被作為展演主題，從作品建構的「過程」中，團體能夠在培力下覺醒，釐清並定義自己的聲音，也透過劇場將其問題複雜化。從二○○二年至今，劇場推出許多移民題材之作品。但移工的聲音呢？移工的自由受礙於雇主及條約，難以進入劇場共同發聲，甚至田野訪談極為費勁，使其在環境限制下而面貌漸漸被抹消？
讓底層移工自己發聲
台灣劇場應用中心的領銜者賴淑雅從二○一七年起，便與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庇護中心的菲律賓「移工」合作，推出「漂泊的聲音——關注移工劇場計畫」，便在今年展開二次巡演，因此移工劇場在眾多的移民作品中嶄露頭角。計畫之一的《窮人的呼聲》以在城市中的社會不正義呈現被壓迫者的劣等遭遇，移工為了生計而處處漂泊。首場場景設在菲律賓民答那峨島，地主成為跨國公司的鷹爪，給予勞工廉價薪資，動輒要求他們休無薪假，家計的需求，逼著勞工們遠渡客鄉另謀生路。劇中較大篇幅落於菲律賓勞工在馬尼拉勞工權益的被踐踏，用完即丟、被積欠薪資、低薪問題，甚至逼不得已從事非法色情行業，遭致警方扣押。儘管跨越國界，被菲律賓譽為「國家英雄」、為國家貢獻12％的GDP，在台灣卻是被當作底層奴隸，從為遠洋漁工勞動者與家庭幫傭的段落，可見移工在他國所遭致的虐待處境，更是呼應他們原本就是「受害移工」的身分而待在移工庇護中心。
如同首段所言，自移工開放來台至今已有廿多年，長期所受的壓迫只能在暗域裡啜泣。近幾年來，相關題材作品也被作者的「代言」、或艱澀的中文語境而箝制主體之聲，消融議題傳達的效果。《窮人的呼聲》透過工作坊的培力與呈現，有意圖讓平常被壓抑的移工，在公共空間主動抵抗權威與歧視，沖淡勞動階級與族群意識。可惜在於，創作者在劇中所呈現的勞動現場極為片面，即便其有意點出每個職業在不同環境中，備嘗各種艱辛，並欲透過移工遷徙的路徑連貫場景，但創作者卻用粗糙、單一手法直接拼湊，反而難以看見多種被壓迫者的面孔，重疊橋段、戛然而止的轉折導致批判的聲響被碎裂化而漸弱。民眾劇場或社區劇場固然著重於過程培力，以及民眾的意識覺醒進而主動發聲，但身為作品的創作者或主事者，應該將其脫離安全巢臼裡，不只是藉由單純扮演反映生命經驗，而要在議題批判裡創造新思維，使作品的實驗性釋放多重觀演關係。
劇場作為革命的預演
移工議題在劇場中，並非是常態性的討論。民眾劇場有如以文化為媒介的新社會運動，賴淑雅與台灣劇場應用中心團隊共同打造讓他者有發聲的平台，認可與傾聽弱勢的聲音，甚至與他們站在一起，在公共場域振聲高呼。在劇尾所演唱的《Bayan Ko》（我的國家）歌詞提及，「苦難的日子快要結束了，夜在消失曙光快來到，為了自由，我願把生命愛情拋。」儘管正義的伸張是漫長和艱困的奮鬥，但我們卻可以逐漸削弱對群體差異的對立性，以肯定與包容的態度，探討和關注差異，這也許是劇場作為革命的預演之價值所在。
註：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Iris Young提出，每個人屬於不同的社會群集（social group）的差異，從差異中主張除了群體認同的重要性，對於群體差異的再生產、對於群體的尊重，同時不產生壓迫的制度（Young，2017：100）。然而劇場的功用便是告知與移工／移民不同的社會群集，從「正視」中看見差異，進而實現真正的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