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世的觀點提供了全新觀看身體的視角，因為技術在我們到達之前已經在場，提供了非常先行的條件——使我們成為「人」的可能，從根本上來說，使我們成為「我們」的並不是「我們」，人早已成了「人與技術」混合而成「技術個體」，生活根本已離不開科技，科技也改變了人性、倫理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甚至是重新定義了「人」的可能性，而藝術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處理人在科技、網路世界中的生活情境，如何去探討現代科技對人際關係和自我追尋的衝擊？
對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影響深遠的法國哲學家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在其一九五八年的名著《技術物的存在樣態》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中探討了技術與人的身體概念，被視為後人類思考的先驅。
西蒙東認為，必須從操作與運作過程來了解機器為何為物，而不是把機器視為一個固定存在的物體，因為人一旦開始使用機器，身體就會成為機器運作過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機器成為自然的一部分，比如說智慧型手機與身體接觸的概念，是多種技術概念的整合，若將此概念推論到人類在演化史中如何使用不同的技術，則或許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使用「機器」的原始人類，就已經是後人類了。
將舊的技術互相拼裝（assamble）形成新的技術，也暗示了技術元素將自己整合到一個「技術個體」（technical individual）中，就像器官融入活體，也像生命進入環境中一樣，「技術個體」構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介入（intervene）成為後人類運作的條件，這些概念成為後來女性主義學者哈洛威（Donna Haraway）探討賽伯格與身體感知的《賽伯格宣言》（1985）基礎，而開放機器的組合，也預設著人扮演著機器與機器之間活生生的詮釋者，人與機器互為主體。
人與技術混合 成了「技術個體」
從後人類的角度來探討表演藝術，可以從對技術物的描述中來評析，當把整個環境（或是道具）視為技術物，並且也是身體的一部分時，我們就可以將人機合體的身體視為一個「技術個體」，例如在表演中身體加上燈光跟各種道具等新的技術物，身體成為一個新的「技術個體」，而科技本身即與活生生表演者的「共同作者」（co-author）（註1）。用這樣的觀點來觀看表演時，就不會僅僅只是從現象學的描述來探討身體的主體性（因為現象學還是在處理自笛卡爾以來，以人為中心的身體觀（註2）），人類世的觀點提供了全新觀看身體的視角，因為技術在我們到達之前已經在場，提供了非常先行的條件——使我們成為「人」的可能，從根本上來說，使我們成為「我們」的並不是「我們」（甚至不是「人類」human的那個「我們」），人早已成了「人與技術」混合而成「技術個體」，生活根本已離不開科技，科技也改變了人性、倫理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甚至是重新定義了「人」的可能性，而藝術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處理人在科技、網路世界中的生活情境，如何去探討現代科技對人際關係和自我追尋的衝擊？
安娜琪舞蹈劇場編舞家謝杰樺的作品Second Body，闡述了兩種不同的身體論述，恰好回應了上述後人類時代對「技術個體」的討論：作為「第一身體（First Body）」的「純人類」身體，透過開車、使用手機等新技術的方式，逐漸將觀念、知識與經驗累積，將受科技影響的身體重新形塑成為「第二身體（Second Body）」。在這個作品中，舞者赤裸著上半身，從頸椎、手腕、手肘、肩膀、脊椎、膝蓋、腳踝等不同關節旋轉著，暗示了人剛開始學操作身體的樣態，但隨著動作加大，舞者的身體能量逐漸迸發，俐落地在空間中大幅度的舞動跳躍，好似不滿於「第一身體」的極限，而投影也在此時投射出電波微粒在舞者身上，街道顆粒的顯影在身體逐漸散布開來，有如穿梭在繁忙城市中的車輛與街燈，光線微粒在舞動中扭曲擠壓，彷彿將整個宇宙納入為「第二身體」。在這裡，藝術家並未去質疑、憂慮、或是過分擁抱科技技術降臨的種種愛恨交織的情境，在“Second Body”的想像中，藝術家透過作品提問：人機合體的時代中，究竟什麼是身體？
而目前正在國立臺灣美術館展出德國藝術創作團隊「機器人實驗室」（robotlab）的大型自動機械繪畫裝置The big picture，透過軟體重新計算美國太空總署火星探測器「好奇號」所回傳的照片，將火星景觀轉化為一條連綿不絕的線條，藉由程式系統驅動工業級機器手臂庫卡（KUKA），經歷四個月每日廿四小時的九億次動作，繪畫出長度為數百公里的線條，庫卡在這個過程中的繪畫姿態，有如一個具有主體性的舞蹈身體，觀眾在觀賞庫卡像是跳舞般的繪畫過程，也一同思考人機共創的未來世界，這件作品也讓人聯想到《黃翊與庫卡》中機器與人類的互動演出，在編舞家黃翊精湛的舞蹈技巧、與機械手臂充滿柔情互動中，暗示了人與機器之間不再冰冷，而是充滿了好奇探索的親密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