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當代舞蹈創作裡思考「自然」的人多為女性。這並非巧合，在許多文化研究者早就指出「人類中心論」和「父權主義」有著相同的結構邏輯：透過區分自我與她／牠／他／它者，進而合理化入侵、掠奪、占領和剝削的行動，比如我們常用「處女之地」形容未經開發的「野蠻」或是「自然」的空間，因此我們理所當然地免費取用甚至占為己有，很明顯地，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對台灣而言，自然也許從來就站在我們這邊，我們同樣神秘、黑暗、未知且飽受侵略。
廿世紀初期起源於西方的現代舞就在回歸「自然」的風潮下誕生，現代舞的奠基者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這一代藝術家嚮往著古希臘，把它當成是人類、自然、神祇和國家之間平衡的理想。然而鄧肯的舞蹈除了回歸自然以外，更著重表達自由而高貴的美國情懷。如果我們從一個老掉牙的角度，看待全球化之下，劇場中的現代舞飄洋過海來到台灣，舞台上的「自然」與神秘而紛雜的亞洲文化相依偎，成為亞洲人共同的品牌符碼。也許如今每當我們提起自然的時候，直覺反應是環保議題，實際上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從自然起始的現代舞也從來無法與政治思考分割，演變到如今的當代舞蹈，環保與政治更是難分難捨，如今在台灣思考自然更是不可能避免地想到社會。
奔向「現代」之際，仍在舞台上渴求「自然」
約莫十年前，台灣仍處於長期的內在分裂，舞台上經常展演著一種自然與社會密不可分的信仰，卻在另一方面向世界宣稱自己正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急起直追。在此，請容我用相當簡化的方式描述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論點來詮釋這樣的分裂：現代化的一項最重要的精神，即是將世界隔絕為「自然」與「社會」兩大體系，打個比方，當某一群人把罹患重病視作敗德的徵兆而非細菌或病毒感染所致，那麼這一群人就會被視作「非現代的」，簡而言之，就是野蠻。當現代化來到台灣，我們被迫置於「從野蠻發展到文明」預劃的軌道，它預設了所有文化的歷史都是歐洲歷史敘事的變異，非西方文化被認定會遵循與歐洲所經歷的現代化進程。因此，歷史時間能夠被用來衡量歐洲和其餘社會發展的距離，這不僅僅關於時間次序，更涉及經濟、階級、種族等議題。
如果我們相信能清楚地將自然與社會區隔開來與否，影響著我們成為現代人的資格，偏偏當我們渴望在舞台上展現主體的時候，仍然需要一定程度地抱持那份無法分化的信仰與神秘，由此思索「自然」的概念，並非單純地在科學、環境或是生態方面緣木求魚，透過翻整自我和自然的關係，我們將更全面地體察台灣所面臨的社會結構、後殖民處境、族群與性別，當然也包含環保議題，這些早已織羅成網的千絲萬縷。事情到了廿世紀末有了新的發展，汙染四起，氣候變遷，拉圖批評前述的現代精神已然失效，甚至它原本就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說法，因為現代人刻意忽視「細菌或病毒感染致病」需要動員社會的事實，執意相信「自然科學事實能自己說話」。於是他呼籲我們重新認識社會和自然無比緊密的關係，正視居中穿針引線的「中介」（mediation），舞蹈恰巧具備了參與這項工作的基質，也就是身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