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歷史的檢視，評論的再論

台灣現代劇場的評論因著現代劇場的興起產生，即七○年代雲門舞集、蘭陵劇場開始的時候（註1）。當時即有一些類劇評的文章出現在報章雜誌。1992年創刊的《PAR表演藝術》雜誌作為一個固定的媒體版面，開始大力邀約評論書寫。再來就是1996年，《民生報》創設了一個專欄式的欄位「民生劇評」，也成為了台灣戲劇、以至表演藝術界的評論專欄。

2019年TT不和諧的講題，經過講者爬梳整理之後生成。比較高度集中的資料，即為1996年至2007年《民生報》的評論，再來就是《PAR表演藝術》雜誌自1992年至今的紙本評論，最後則為2011年「表演藝術評論台」迄今所發表的一千四百多篇文章，以此作為歷史檔案，邀請評論人進行評論的評論。

「歷史的返視、評論的在場」作為一個龐大的題目，協助處於當下而未能遠望的行動者，藉由回頭檢視，再次整理評論曾產生的具體作用、現象。或者評論本身該如何去書寫、如何和該時代的人與事產生對話？ 紀慧玲期待藉由當前評論的大量產值，加入歷史厚度深化討論。

【上半場】評論的批評角色與介入──陳正熙的評論書寫

評論的基礎在哪裡？

第一講上半場由郭亮廷主談。談陳正熙之前，郭亮廷先以「學院評論」切入，就郭的觀察，台灣未有嚴謹的學院評論教育。學院訓練長年重理論、輕創作，評論則無足輕重，其中主因是評論具有雙重批判性：評論者有時對作品的評析與理解是建立在過時的理論上，因此在評論者使用理論評析藝術作品時，他所運用的理論也需要同時被評析，所以，評論者面對的是上述從自身向外及向內的雙向批判。具有這樣性質的評論本身，與當時候學院的「非同一性」價值是對立的，而學院也無意去面對、整理批判意識所挾帶的權力關係，以致廿年來並未有效建立評論方法與系統，表演藝術圈也難對評論有充分認知，進而產生進一步對話空間。

郭亮廷繼續提到，在沒有評論訓練的學院裡，當時北藝大戲劇系佈告欄的文章簡報，反而成為他的評論啟蒙。作為一個好的評論載體，能否供大家來回閱讀、討論，相當重要。因為反覆閱讀、彼此討論與確認，便會使讀者注意、經歷（或者推翻）書寫者的推論過程。相較於現在的網路，當時較為興盛的紙媒似乎是更容易促成核對參照的載體。

關懷重心的演變

郭亮廷簡述民生劇評誕生的脈絡：1978年行政院經建會公布了「國民生活結構調查報告」，顯示國民把80％的休閒時間用在媒體消費上。在當時，大部分的人沒事就是看電視、看報、聽廣播。如陳光興談台灣消費社會初期的形成，就是從1978年開始算起，《民生報》就在那一年創辦。

聯合報系創辦人王惕吾把《民生報》定調為一份「不碰政治的報紙」、「以現代化娛樂意義為內容的報紙」，當年也叫做吃喝玩樂報。相較於《民生報》原有的創作歌謠排行榜等版面，「民生劇評」一版雖然到1996年才開張，但版面不小，作為可見九○年代的劇場是有其分量與發展，也逐漸成為市民娛樂的選擇之一。

郭亮廷指出，時興的劇評轉而著重美學解讀，於是大眾化且美學邏輯相對單純的大劇場演出，便愈來愈少成為書寫對象，然而，陳正熙1996年起於民生劇評撰寫的評論，似乎特別鎖定當時候的大劇團，面對當時表坊、屏風、果陀，甚至綠光的作品，他不滿於剝削性笑料充斥的表演內容，也焦慮古典精神的喪失（註2），諸如戲劇構作的嚴謹、歷史的意識考掘、戲劇教育的功能，並未隨製作規模、票房收入的膨脹而升級，反而倒退。這種對於戲劇基本層面的紮實要求與關懷，也顯現了陳正熙對於劇場教育的關心。

劇場的教育與道德責任

陳正熙當年就陳國富《寶蓮精神》，以「專業道德無從迴避」批評，指出當時學院劇場教育的問題。當時陳國富覺得學生表演虛假，無法呈現劇場提及的寫實表演、方法演技，因此在排練場設置攝影機，拍攝其現場即興，以此讓演員認知到所謂寫實的困雜，並以此來修正表演。

開講現場，郭亮廷延續談到，陳正熙的這篇評論，確實談及了當時的劇場訓練問題。即使「教育劇場」被反覆提及，但卻僅是一個迷思，它的理念，尤其它指涉的教育理念、劇場理念，具體是什麼，並未被討論，而檢視現在的教育現場，這些問題仍然沒有被移動過——到底什麼是寫實？什麼是劇場的真實？什麼是真實？劇場基本思辨的缺乏，讓學院不僅沒有成為啟蒙的管道，反而形成阻礙。

陳正熙也重新面對自己的該篇評論，反覆提到評論者不斷自我辯證的過程，如同陷入了一個迴旋裡面，他和現場參與者分享他思索的迴圈，包含檢視回頭檢視當年的書寫是否有誤會，是否也是陷入自己習慣觀看的框架？此外，卻不能忽略當時的書寫有其想要回應的背景脈絡，尤其是針對部分編導者對於知識分子的鄙視態度。

陳正熙也提醒，我們需要檢視民生劇評跟文化消費的實際關聯，他認為台灣不存在劇場產業，因此，劇評多成為後見之明、事後諸葛，很難影響劇場後續在創作面的發展，甚至影響劇場生態，與劇場創作脫鉤，再從另一面向來檢視，評論與知識生產，似乎也是脫鉤的。「能否讓創作者在下一次創作中回看，看評論發生什麼事，去和評論有對話，我無法確定，因為台灣劇場的創作邏輯、劇團風格的型塑，以及創作過程我都無法確定。這些，都要有長期的關注才會有價值。」陳正熙最後這樣提到。

當古典不在，如何評論？

郭亮廷最後以陳正熙書寫核心中的古典性和歷史性，提出矛盾詰問——古典主義是一個總結，是藝術晚期的產物，尤其適合用來描繪英雄人物，但現今的社會已經是古典價值難以解釋的，因此「古典性」無法處理現代的問題。這就是他不太同意陳正熙評論《雙姝怨》的觀點。因為在針對《雙姝怨》的評論中，陳正熙探問的切入點是「冷戰、戒嚴體制作為敘事、論證前提的有效性。」而這卻是郭亮廷認為此一演出的價值所在——辨認歷史的停頓點。郭亮廷認為，從失去歷史的現況中，除了從左翼史觀的視角持續探詢歷史的縱深，很難有其他方法，因為解嚴後的台灣到今天，其實沒有歷史的進程。在劇中，二二八事件以後，時人想回歸祖國但又不知祖國在哪，我們今天也許仍面對著這樣的困局。

對於陳正熙而言，更重要的卻是「現在的台灣社會，我們的年輕世代到底關注什麼？」，現下社會早已不是單純的二元對立，所以當王墨林使用冷戰作為背景架構，《雙姝怨》劇中的角色也形成了固定的存在，因為過去已固定下來的歷史脈絡，難以對應年輕世代的經驗，年輕世代已經不在與劇中相似的架構中去應對政治，去思考自我認同了。那麼，年輕觀眾又將從這個作品中看到什麼？理解什麼？陳正熙因此強調，過去的書寫中保留了該時代背景的重現，而除了從現在看向它的歷史意義之外，如何將其作為現實的參考，進一步找出價值，也同等重要。

據此，現場參與者，身為舞評人的陳雅萍，提出評論應當回應歷史與時代。在九○年代中後期也書寫大量評論的她，認為與她同處一個時代的評論人，得要去面對曾經歷的歷史困難，去梳理它們，並且對下一代說明過去歷史處境和現今的關聯，否則很多創作者最後只能針對自己的歷程來創作，無法串連起下一代，甚至是身邊的人。《雙姝怨》即是提醒觀眾，冷戰體制還沒有結束，而它變化成什麼樣子，有待更多整理與說明，創作需要更多考量，讓作品的搬演能夠對受眾產生效力。

不應虛假的評論態度

黃佩蔚提出，現下年輕劇評人不若以往的劇評人大多有教職，因而面臨生計與人際考量，需要擔心是否被封殺，結果是很難、很少產出負評。陳正熙以自身經驗回應道生計問題難以一言敝之，他自己當時的評論報酬也不高，身為評論者它著重思考的只是：自身作為劇場一分子、作為觀眾，他希望得到什麼？劇場提供一個很難得的機會讓一群人聚在一起，可惜人們會浪費這樣的機會。他認為寫評論，是一種對現下生活與社會不滿的表達，對劇場，他期許不止步於情感與情緒的交流，而希望劇場保有揭露的功能，甚至可以帶來不舒服，藉此，劇場才會成為一個實質的方法，讓人們有更深入的對話交流。作為獨立評論人，他在書寫上常不會那麼考慮劇團的想法感受，僅就自身體認提供特定看法，書寫只為了留下討論。雖然他也常懷疑自己的書寫還有沒有意義和價值？也思索它們對於創作者來說是什麼。

黎家齊提問，如何看待評論與消費斷裂的問題？郭亮廷綜合回應書寫負評和與消費脫鉤兩個問題，指出評論書寫也須花費相當大的心力與時間，而他也看見了許多很好的演出，那麼有什麼理由要去挑選一齣不好的戲來寫負評？在他的經驗中，就是編輯以專業知識來判斷，而向評論人邀稿。而評論與消費脫鉤，也同樣需要探討到編輯力。

作為結語，紀慧玲坦承評論人書寫當下其實沒想那麼多，因為在很多種情況下都可能產生一篇劇評。而當下採取的美學標準為何？批評位置是靠近觀眾還是創作位置？每一次的考慮都不同。這一切都會在以後有機會清算，所以書寫時，只能誠實面對自己，因為作為劇評人，我們可以面對自己的錯誤，但是不能面對自己的虛假。

上半場以評論人的自我反思與評論態度作結，下半場的第二講「九○年代劇場焦慮與矛盾──民生劇評的關切與議題」則更看向劇評的歷史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