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個貝多芬出生兩百五十周年的「月相」裡,有什麼仍在「暗影」裡?我認為,或許就是「身體」,一個阿多諾在察覺到主體的退隱時仍未能留意的「身體」……現代舞蹈家為貝多芬的音樂所編的舞蹈,體現出的就是仍在暗影裡的「身體」。對我而言,這一些舞蹈家所編的舞蹈就是以「人的身體」直接去「演奏」貝多芬的音樂。露辛達.柴爾茲、姬爾美可及瑪姬.瑪漢三位舞蹈家分別為貝多芬的《大賦格》所編的舞蹈,體現出的就是她們在同一個「音樂作品」裡所感受到不同的身體。
我們還能怎麼記念貝多芬?距離他的出生,兩百五十年過去了,距離他的最後一首交響曲,一百九十六年過去了,距離他《大賦格》Grosse Fuge的首演,一百九十四年過去了(註1),距離他的死亡,一百九十三年過去了。在這裡,我所能做的「記念」,顯然只是以「記寫」去「想念」。我並不是貝多芬的研究者。對我而言,太多的談論、太多的詮釋、太多的分析,就像是太多的光投向他,一方面讓他在懾人的光裡,一方面卻也讓他投下太多的暗影,讓所有人無法逃脫。語言,起於logos;言語,卻又起於phanai,而phanai又起於phatheis,指的是月的圓缺,月相的轉變(註2)。言語,因而或許不只是關於語言的理性,而更像是「光」,投向被談論的事物,讓事物呈現在光裡。然而,就像是月的圓缺轉變,被談論的事物,經常只是被光所呈現的一個部分,還有更多的部分或許是在暗影裡。人們藉著言說所指出的事物因而總是像在光與暗影的爭執裡,就像是月的圓缺,是不斷轉變的月相。
有多少的光,就有多少的暗影。在光與暗影的爭執裡,我們該怎麼記念貝多芬出生的兩百五十周年?是否就是藉著記寫?然而,要怎麼樣的記寫,才能記念?記念總是與計算有關,是藉著計算我們才知道我們記念的是幾周年。於是,我們又回到了月的圓缺了。月的圓缺,就是隨著一個周期而轉變的月相。在貝多芬出生的兩百五十周年,我能說些什麼?寫些什麼?想些什麼?是先有他的出生,才有他的音樂作品的出生,他的音樂作品卻並不隨他的死亡而死亡,而是隨著人們的演奏、詮釋、以及論述而有死後的生命。當貝多芬的作品被演奏、詮釋及論述而在光裡呈現,他的作品是否就像是月的圓缺,光所呈現的只會是一個部分,是否有更多的部分仍在暗影裡?我們現在所要記念的周年,我們所在的周期,看到的又是哪一個「月相」?有哪一些部分在光裡,又有哪一些部分在暗影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