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混血，出身音樂家庭的準．馬寇爾，曾師事指揮傳奇傑利畢達克與邁爾，也曾受教於伯恩斯坦與小澤征爾，擔任過多個知名樂團的音樂總監，從基層做起的他，歷任多職、甚至歌劇院營運管理都有經驗。對指揮的工作，馬寇爾強調「團隊」的概念，他說：「交響樂是複雜的，當然好的樂團有首席可以帶領，但如果沒有，我就必須在短時間內有效地給予建議。放大到整個樂團，絃樂如何跟管樂、打擊樂連接？同樣的旋律要如何在各個聲部轉換，這就是團隊工作。」多花一點時間，依據每個樂團、每個場地，彈性形塑當下的美，到最後，「當他們盡情發揮時，就是他們自己的演出，而不是我了！」
帶著一抹微笑，準．馬寇爾（Jun Märkl）禮貌地點頭。在這被疫情迫使人們保持社交距離的現下，連握手寒暄都顯得奢侈。但訪談之前，他才剛結束一個會晤，風塵僕僕地趕來。像是要彌補隔離十四天的時光似的，樂團替他排了滿滿的行程，那時，他新任國家交響樂團（NSO）藝術顧問的頭銜都尚未對外宣告。
學生時代，他就曾經遠從德國，經過幾個國家旅行到台灣。這次，他去過了陽明山、大稻埕，看過了重要的劇院，欣賞了傳統戲曲、也拜訪重要舞團。對於建築物、大自然印象深刻，當然，體會最深的就是這片土地的人。從遇見的人們收集資訊，嘗試找到概念與策略，分析潛在觀眾所需，尋找概念與策略。他有感而發：「對很多歐美人士來說，東方都是一樣的！別說理解台灣，要區分日本、中國、韓國、菲律賓等國家都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台灣有自己的歷史、困難且複雜，但挑戰可能性，卻也是有趣的地方。」
我屬於某部分的中間
有這樣的深入的觀察，或許是來自於他東西方融合的背景。準．馬寇爾生於慕尼黑，父親是德國樂團首席，母親則是日裔鋼琴家。自小師從父母學習音樂，就讀德國漢諾威音樂院與美國密西根大學，曾師事指揮傳奇傑利畢達克（Sergiu Celibidache）與邁爾（Gustav Meier），也曾受教於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與小澤征爾（Seiji Ozawa）。近年來擔任過里昂國家管絃樂團（Orchestre National de Lyon）、萊比錫中德廣播交響樂團（MDR Leipzig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2007-2012）和巴斯克國家交響樂團（Basque National Orchestra，2014-2017）的音樂總監。對德奧系統經典曲目的詮釋備受肯定，在法國時期以精湛曲目及系列錄音，獲頒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目前累積錄音專輯超過五十張，最知名的作品包含與NHK交響樂團的全套舒曼交響曲實況錄音、與里昂國家管絃樂團的九張德布西專輯、及一系列聖桑斯和細川俊夫的作品。
「對於困難與複雜，我很習慣了！」馬寇爾笑著表示。的確，自小生活的環境在冷戰時期的邊界，經歷共產與資本主義的衝擊，加上德國與日本的混血，他不斷感受到衝突。「我屬於哪裡？這是我反覆詢問的問題。」曾經覺得困擾，但隨著年紀增長，他逐漸理解，自己根本無法完全歸於哪裡，而應該是「某部分的中間」。既然如此，他將自己當作橋梁，協助一方了解另一方。以「相互尊重」為基礎，讓陌生的兩端有了連結。
德國與日本向來是一絲不苟與講究完美的民族，在兩者的教養下，會是什麼樣的成長？馬寇爾笑著透露，他名字的意思，完完全全就是父母的期望。原來“Jun”翻譯的「準」並非音譯，而是日文漢字轉變而來。母親來自於日本傳統的武士家族，注重教育與紀律。因此即使兒子生在歐洲，也決定讓日文的名字與美德並存在生命中。特別的是，他的兄妹這輩名字都是日文先、德文後，到了下一代，則轉為德文先、日文後。這是他們銘記傳承的方式，同樣屬於兩者、又連結兩方。
同樣與生俱來的，還有音樂。馬寇爾以三個階段解釋：「第一，就是在母親子宮裡就開始接觸；第二，是三歲學鋼琴、四歲學小提琴。第三階段，就是不希望我成為音樂家！」這個發展令人驚訝，畢竟父母親自指導音樂，而他也表現優異。只不過，走過才知道路途坎坷，雙親不願馬寇爾跟他們一樣辛苦。由於母親家族有很多醫生，於是他嘗試轉換跑道。經過相當嚴苛的醫學訓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從十六歲起，就實際操作緊急救援的專業。德國救護系統要求一次三個人行動，因此他從開救護車的第三助理開始，一直到最後成為第一主導者。
那幾年經歷過的驚心動魄永遠忘不了，馬寇爾明白緊急救護的天命就是活在這千鈞一髮中，也明白自己有能力將病人從鬼門關拉回來。但是，就像學習音樂經過枯燥的練習，有時會覺得到底為了什麼？直到懂得有能力貢獻聽眾的那一刻。對他來說，即使音樂不像醫學那樣解決人體的病痛，卻能建立正向經驗，留存美好記憶。「醫學仍是我生命中重要的經歷。」馬寇爾繞了一圈，證明沒有一條路是輕鬆自在的，包括自己的最愛。「音樂也並非全然是快樂的，那些廣大的悲傷情緒，都是作曲家將體驗寫進來的。看過人生，讓我更了解音樂。」
歷程宛如諜對諜 NSO尋訪藝術顧問大揭密
「能夠請得到馬寇爾，樂團簡直像中了樂透！」NSO豎琴首席暨本次團員代表之一解瑄轉述國外音樂家友人的比喻興奮地說。畢竟，馬寇爾是國際樂壇的重要人物，音樂會全滿，連邀請來台客席都難有空檔，何況是長期的合作。巧合的是，當時台灣周圍的幾個樂團如首爾愛樂、新加坡交響樂團、馬來西亞愛樂全都懸缺音樂總監，因此多了競爭對手，更增加了遴選的困難。幸虧疫情的影響，打亂了馬寇爾的行程，也給了NSO意外的機會。
NSO音樂總監候選名單的產生有三個方式，分別是團員推薦、董事會推薦及自行報名。樂團在獲知上任總監不續任後，即啟動遴選作業，由演奏員委員會召集聲部首席，再將討論結果於團員大會中報告，經過全體團員投票選出三至五位人選送至董事會。遴選小組成員包括董事會三位代表、外部專家兩位，而團方則由兩位樂團首席加上兩位團員代表參加，由以上人員接續隨後程序。
團員代表黃任賢說：「我們非常慎重！團員們對有些指揮很有印象，但有些人不太確定，所以我們調了表演藝術圖書館的錄影、也請樂團辦公室準備資料。」在決定初選名單之後，小組們就會開始與候選人接觸，打探可能性。為了準確性，團員們打聽候選人所在，飛了數趟前往親自面談。回想當時前往馬來西亞找馬寇爾「喝咖啡」時，一來不能透露來意，二來也要避免觸動馬來西亞愛樂的敏感神經，過程可說是諜對諜。鄧皓敦說：「我們只能問他的未來規劃、請教他對經營樂團的理念等等，在閒聊中觀察。」黃任賢也說：「幾位候選人所在的樂團都有我的朋友，所以我也順道約他們出來吃飯，從團員角度聽聽他們的意見。」倒是馬寇爾事後得知來意笑著說：「他們問了我東亞合作的想法，我覺得很合理，也認為有能力來協助。」在台灣宣告他為藝術顧問不久，馬來西亞愛樂也宣布聘任他為音樂總監，事實證明在他們接洽之際，馬來西亞愛樂早已捷足先登。
分別與所有候選人接洽後，遴選小組則依據回報展開投票。無庸置疑的，馬寇爾不但是最初團員的首選，也是遴選小組的第一名。訪談間，鄧皓敦與黃任賢不只一次強調董事會對團員意見的尊重與信任，促成了最後結果。再度邀約，終於以藝術顧問的模式說服了馬寇爾，讓整個過程圓滿落幕。（李秋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