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作為民主自由的應許之地，不是反倒加深了它和現實、和民眾之間的鴻溝嗎？藝術家的自由，成為美術館的自由之附庸，美術館則成為假民主之附庸。
美術館是一個歷史終結之地。不只因為這裡展示的「新」和「當代」多於歷史，以至於在美術館辦個展覽，即便內容是最古典的藝術史，也必須先提出一個嶄新而又當代的策展論述；更因為那些傳統上不屬於藝術史的社會事件、技術哲學和政治議題，現在都進入了美術館。美術館成為複合型態的自然科學館和歷史博物館，教室和實驗室，議會和法庭，從二二八、解嚴到核武和細菌戰，從後疫情到人類世，都在這裡被討論，從這裡被發布。台灣尚未解嚴的1983年，北美館已然落成。同樣地，1989年冷戰結束，福山（Francis Fukuyama）看到人類長久以來追求的民主自由，證明只能被資本主義最完整地實現，因此歷史也隨之結束。然而，早在1979年，藝術家艾維．費雪（Hervé Fischer）在巴黎龐畢度中心，一個由鬧鐘和量尺圍起來的現場裝置裡，發表了一場事後題為《藝術史結束了》（L’histoire de l’art est terminée）的行為表演。他宣稱，藝術已經解除了它的歷史任務：創新，今後它可以和各種議題進行多元的連結，或是不連結，而藝術中心正是這樣一個保障絕對自由的地方。還沒成為現實的民主體制，預先在美術館實現了。
然而，真是這樣的嗎？還是相反，如同冷戰時期的美國新聞處一般，美術館只是對於自由民主的擬真，令人覺得，這，就是自由了，自由成為一種固定、可擁有、屬於我們的「這裡」，以至於民主政治無論實質上如何崩壞、空洞，永遠有美術館這樣一個門面掛保證？那麼，美術館作為民主自由的應許之地，不是反倒加深了它和現實、和民眾之間的鴻溝嗎？藝術家的自由，成為美術館的自由之附庸，美術館則成為假民主之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