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開始的流浪之歌音樂節（Migration Music Festival），至今已經進行了20年，自網路尚未如此普及的時代，「大大樹音樂圖像」藉由國際的連結，將世界不同角落的樂音帶入台灣。背後重要的推手——策展人鍾適芳，除了流浪之歌音樂節的策劃，自2015年起也在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邀請下，策劃「當代敘事影展」，持續以不同方式探索世界的流動狀態。
流離的家族經驗，開啟廣大的世界圖像
「我是很有意識在做這些事，尤其是台灣尚未整理的離散故事。」談起父親與母親的移動經驗，鍾適芳有滿滿的回憶：母親因為跟著外婆到香港探親，而再也回不去故鄉，於是後來媽媽那邊的親戚都是香港人，粵語是童年的語言之一。父親那端則有著更多的遷徙路徑，1949年，因為海南島離越南較近而往東南亞移動，未料抵達後卻被當成戰俘，好在有當地華人的協助被救出，之後在越南與寮國有很多世交。「我從小覺得寮國是世界中心，因為那邊親戚對小朋友很好。」1975年寮共執政，隨著伯父伯母避難來台，家裡餐桌上的食物有著更多的東南亞滋味。
移動，來自家族自身的生命經驗。因此後來策劃「當代敘事影展」也帶著有這樣的思維。對鍾適芳而言，如果客家人要談移動，就要有國際遷徙的視野與思考，因為那與我們有許多相似的狀態。像是這幾年她常到印尼邦加島田野，當初在那裡的客家人也如同奴工，只是華人談歷史不喜歡談這樣的事情。
遷徙：不只是流浪，更是融合與交流
在這樣的生命經驗之下，讓鍾適芳一開始就想要以「遷徙」為主題進行策展，「流浪之歌音樂節」先是有了英文名字Migration，後來在公部門的建議下才有了不同的中文意象。
「世上很多重要的風格，像是藍調、爵士，都是經過遷徙而生。尤其是小的樂種，常經過個人移動，從一個圈子到一個圈子，或是一個女孩嫁到另一處，就將一首歌帶過去、然後歌曲被傳唱、或被改編，這些狀態都是很吸引我的。」
在還沒有人知道什麼是音樂節、什麼是「世界音樂」的台灣，鍾適芳就開始在廣播節目中介紹不同的樂種，也因此被歐洲廣播聯盟（EBU）列為觀察員，有了許多資源，也於其中認識國際樂評和節目製作人。當他們聽到鍾適芳想辦一個以「遷徙」為名的音樂節便十分支持，畢竟歐洲的歷史包袱沒辦法如此直接地策展，因此第一屆的流浪之歌音樂節便吸引很多歐洲樂評前來，捷克樂評也提供紀錄片。人與人的連結和互信關係，在音樂節的起始便扎下的根脈，可以交談的音樂夥伴，也是鐘適芳策展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環。
面向當代的人類學式策展
如同尼可拉斯・庫克（NicholasCook）《音樂分析指南》所說：「音樂是一個很小的詞彙，其實無法包羅這麼多東西，所以必須要藉由其他形式長出。」對鍾適芳而言，「從地緣或國際遷徙的地緣意識，其實是流動的，是同一個時代。」非音樂學系出身的她，因著自己的興趣從文化角度認識與介紹音樂，以此確認音樂和歷史文化的關係。
鍾適芳強調因為流浪之歌音樂節不大，可容納的東西不多，所以需要更精緻去策展，對應主題，提供清楚的訊息。「除了音樂性，我必須去了解這音樂要說什麼，或是音樂背後的意義。」因為對於樂人生命政治的重視，鍾適芳謹慎地處理音樂人的故事，不過分渲染或消費，並有意識地延長音樂節的相聚與交流。「所以很多工作是要處理人，如何讓一群人在很短的時間工作、相處，還要激發火花。」不只是進行一個一小時的演出，而是能讓彼此了解、建立信任，標誌出每一個獨特的個人。
不只是策展行動，而是日常抵抗
2005年因為商業廣告對手風琴音樂的刻板介紹，她策劃了「手風琴，新定義」帶入哥倫比亞、台灣與芬蘭3種截然不同的手風琴樂音。2019年的「聲音不見」，她邀請越南被打壓監禁的社運歌手杜阮玫瑰（Mai Khoi），唱出越南人民的抗爭生活，以及歷史經驗，尤其有一首講台塑在越南造成污染的歌，更是鍾適芳覺得是需要讓台灣人知道的議題。
20年來，鍾適芳都藉由音樂滲透，打開聽眾的耳朵，同時帶入創作背後的文化議題。這兩年流浪之歌音樂節更與泰國連線，和多位藝術家與策展人合作，以「摩蘭」（Molam）為主題，聽見東北伊善地區（Isan）泰人的遷徙與勞動。他們的狀態，也對應著台灣原住民的林班歌，就此拉出身分認同、移民與政治處境等軸線，以歌謠文本和勞動歌謠記事，來看當代遷徙的狀態。並預計2022年於台北當代藝術館進行共同策展，從音樂與當代藝術角度跨域對話。
左翼或是抗爭，對鍾適芳而言不是一種標誌，而是每日的堅持。「批判對我來說是日常，批判和反抗都是日常，不一定要直接走到街上，只要發聲、發出不一樣的聲音，就是在與什麼對立了。」音樂節對她而言也是這樣，所以她帶入的每一個樂句，都是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