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本始於美學的問題，轉變成了關於生活。什麼是我們認為值得為之奮戰的議題？面對它，我們又將採取什麼樣的戰鬥方式？從全球暖化、種族暴力到經濟不穩定和人權議題，人類的瘋狂與暴力似乎永無止境。或許我們應該將關注的問題從如何針對單一議題進行抗爭，轉變為致力於創造一種同理和關懷的社會風氣，一種扎根於社區參與和行動的生活方式。
我第一次興起開一堂「示威的藝術」課的想法，是在2019年夏天，我看見大批支持民主的群眾走在香港街頭的時候。當時抗議者們蜷縮在脆弱的雨傘後，躲避防暴警察向人群發射的高壓水砲和橡膠子彈；以及人們舉起自製海報，高聲唱出「香港新國歌」〈願榮光歸香港〉的畫面，令我十分震驚。我最初的構想是聚焦在抗議的美學，那些實際在運動中出現的「藝術」與運用手法，像是海報、符號（雨傘、太陽花、三指手勢等）、音樂、表演，以及當人民走上世界各地的街頭時，被用來表達異議的各種數位平台。
在備課的過程中，一位學生向我提到了一名22歲的女性在新德里郊外的公車上遭到毆打、輪姦和各種折磨，最終不治的恐怖事件，以及後續在印度各地掀起的燭光守夜抗議活動。她談到了這種凝聚數百萬人、共同反抗針對女性的系統性暴力的集體抗議，以及那最開始所擁有的療癒能量；然而，下一起強暴案件又再發生，人們再度為受害女性舉辦一次燭光守夜活動，然而一個又一個的類似案例接連發生。這種強暴案件與燭光守夜活動的循環，形成了印度全國都習以為常的模式。
重複的抗議模式，就像釋壓調節閥？
在美國，艾瑞克．加納（Eric Garner）、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塔米爾．萊斯（Tamir Rice）、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以及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這些名字已經成為那些在他們死亡後所舉辦的抗議活動的代名詞。美國的示威形式有所不同，人們高舉著拳頭上街，而不是蠟燭，儘管形式不同，但那些死亡與群眾的回應卻驚人地相似——暴力行為與隨之而來的人民上街，接著是下一次的暴行和更多人走上街頭。
在我研究1950和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時，讀著那些一而再再而三重複出現的模式，一股令人作嘔的暈眩感向我襲來，60年前數百名黑人被謀殺，以及緊接而來的抗議活動，彷彿和今日發生的種種重疊在一起。這讓人很難不憤世嫉俗，並將這些抗議視為釋放壓力的調節閥，就像是為了避免過熱的引擎爆炸而設法發散蒸汽。然而，釋放蒸汽無法解決問題；它只是降低了熱能，使整個系統能繼續運作。
當然，參與抗議並發聲表達自己的關切，總好過於保持沉默，但是長此以往的循環讓人很難不開始質疑這種方式的有效性。走上街頭真的能解決問題？或只是緩解我們內心的擔憂？是否在街上遊行個一天或兩天，感覺自己已經「盡到本分」，然後回到日常生活，好讓自己免於承擔更堅毅持久的承諾或行動？
將社會關懷融入創作之中的藝術家
隨著研讀大量資料，我開始將原本單純聚焦在街頭示威的課綱，逐步調整為關注藝術家或活躍於抗爭運動中的人士，如何將他們的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融入作品與生活之中。我想起了麵包傀儡劇團的作品，他們近60年來呈現了許多大規模的遊行和平易近人的劇場作品，為世界各地的社會不平等尋求解決之道。然而他們所做的不僅僅是創作政治性的劇場作品，而是透過一起煮食、掃灑、同住和表演，甚至經常邀請社區中的非專業人士加入他們的演出，創造出了一種生活樣貌。麵包傀儡劇團的表演不僅關於政治，他們本身就是社區參與和行動的政治創新典範。
一個原本始於美學的問題，轉變成了關於生活。什麼是我們認為值得為之奮戰的議題？面對它，我們又將採取什麼樣的戰鬥方式？從全球暖化、種族暴力到經濟不穩定和人權議題，人類的瘋狂與暴力似乎永無止境。或許我們應該將關注的問題從如何針對單一議題進行抗爭，轉變為致力於創造一種同理和關懷的社會風氣，一種扎根於社區參與和行動的生活方式。
（本文出自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