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在香港第一次親眼目睹梅葆玖老師的演出，強烈地震撼了我，進而在1988年正式拜師學梅，影響了我一生的藝術道路。梅老師原汁原味地繼承了父親梅蘭芳大師的表演藝術，使我隔代能直接追索師祖在京劇上的創造。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的老師梅葆玖。
梅葆玖老師1934年生於上海，排行第九，是梅蘭芳大師最受寵的么兒。生在梅家，天天吸收戲劇養分，10歲就登台演《三娘教子》裡的薛倚哥，但老師天性裡是「理工男」，對機械情有獨鍾，音響、照相機、收音機……都能自己拆卸組裝，成了一生的興趣。梅大師一邊讓么兒在正規學校上學，同時延請了王幼卿為他開蒙學戲。武功、崑曲等也延請各方名師到家授藝，並且嚴格要求遵照老師所教授的學習，萬萬不可以私自學爸爸唱，而不聽老師的。
抗戰結束，梅大師恢復演出，梅老師開始陪著爸爸演出，父子曾合演《斷橋》，老師20歲時，還錄製了唱片。1949年之後老師隨父親四處勞軍演出，深入各種人群，開闊了梅老師的視野。但很快的，梅大師去世，各種政治運動展開，梅劇團被撤銷，加上乾旦藝術為政治所不允許，一個演員在最好的年歲卻無法上台。
梅老師很低調，決不與人衝突，也不太去說政治上的磨難，但曾和我當笑話地提起文革時的一樁往事。他從小就對玉米麵過敏，一吃整個臉就會腫到壓迫氣管，有窒息的危險，那時候配給的都是玉米麵，當用過敏體質要求白米麵時，小紅衛兵一聽火了，更覺得他是嬌貴的公子哥，硬逼他吃玉米麵，一吃下去，果然腫漲起來只得作罷。老師提起這些有份幽默豁達，說自己因為從小愛好音響，懂得各種相關技術，在勞改歲月中，還能負責管理音響，已算是被優待了。
文革結束，開始了恢復老戲的風潮。梅老師一開始並不想上台，深恐政治運動捲土重來。後來官方再三保證，梅老師決心再上台演出，花了整整兩年時間喊嗓練身。
1970年代末期，我們在台灣都透過唱片來揣摩流派大師的聲腔，但因為戒嚴，資料流通並不便利，香港成了京劇資料流傳的集散地，而且票友眾多，且能力全面，會唱會拉會打，票房和票房還有競爭呢。到了1980年代，我在香港結識了許多造詣很高的票友，得到了許多唱片資料。也有資深票友會把唱腔中特殊之處傳授給我。回台灣天天聽，因而建立了我的耳音。還和陳永玲老師學了《貴妃醉酒》；也和梅派名票包幼蝶老師學戲，包老師很懂教學，使用記譜方法，整理了很多梅派唱腔，他會拉琴，把我還很稚嫩的唱法徹底推高了一個台階，這都奠定了未來向梅老師學習的基礎。
1988年，我一聽到梅老師要到香港，立刻飛奔過去。票友們為我牽線，向梅老師表明了我拜師的心意，老師爽快答應了。眾人一起吃飯聊戲，不亦樂乎，我請教起老師《霸王別姬》中有幾個位置，沒想到他立刻拿起桌上的筷子就走了一遍給我看。遇到一位這麼親切隨和、又願意傾囊相授的老師，我深深覺得自己太幸運了。
1988年拜了師，依依不捨地回了台灣。第二年，世局緊張，我在台北天天看著電視新聞，擔憂著老師在北京的狀況，自然就會打電話問安，並分享我看到的消息。這問安的電話，三天兩頭地打，有時候一天不只一通，帶入了彼此的生活，令我們開始像家人一樣相處。沒有那個時代、沒有在危急中相互關心，我們的距離不會那樣快地拉近。
我拜師的年代，張派的唱腔大為流行，在票房中有所謂「十旦九張」的說法。張君秋的成就主要在唱腔，但梅蘭芳是全方位的創造，我迫切想要振興梅派。於是，1991年，決定到北京舉辦一場盛大的拜師典禮，藉此突顯梅葆玖老師和梅派的重要性。當時我已接任國劇協會理事長，知道自己肩負了兩岸文化交流的時代使命。是以深知拜師大典不只是我個人的事，還攸關京劇文化的推動。邀請了所有的名角嘉賓超過百人，還特請葉少蘭老師擔任司儀。我成了梅葆玖老師的大弟子。後來，許多戲迷因此暱稱我為「大師姐」。（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