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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印尼班圖拉塔林劇場景。(吳庭寬 攝)
特別企畫 Feature 感覺亞洲|在南方(一)

把生活唱成歌

班圖拉船員與塔林歌/劇在台灣

在台南一處社區活動中心裡,上千個來自班圖拉(Pantura,Pantai Utara縮寫,指印尼爪哇島北海岸)的移工齊聚一堂,舞台上的合成器樂隊已就定位,兩個帶著爪哇傳說中巨人面具的「Buto╱Buta」,與另一名男扮女裝的演員,以〈Wartiyem〉這首歌為背景,講述一個自台灣返鄉的移工,在故鄉打扮得「像個外國人」。這齣戲謔的勸世劇的最後一幕,變裝的演員被巨人以瓦片擊暈倒地,觀眾在滿地的瓦礫中看見「忘本」的下場。

1999年就到東港跑船的南安由(Indramayu)民歌樂人Ang Wang,在上述活動負責管理現場秩序。在他前後待了17年的東港,自90年代開始從印尼、菲律賓等地引進勞動力,根據東港的印尼同鄉會統計,目前至少有2,300名印尼船員在東港的漁船上工作,其中9成以上來自班圖拉。而全台灣一萬多名印尼船員中,大多數亦來自這個地區。在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在台灣許多漁港,常可看到班圖拉地名的塗鴉。

班圖拉船員的移工聚落

海岸線綿長的班圖拉,在歐裔殖民者到來之前,早已是漢文化、印度文化與馬來世界各王國間互通有無的門戶。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馬打蘭蘇丹國(Kesultanan Mataram)於1755年簽訂的《吉揚提條約》(Perjanjian Giyanti),除了讓馬打蘭成為荷殖政權的附庸,殖民者也從蘇丹手中獲取了掌控班圖拉的權利。19世紀初,因應軍事與經濟需求,便開始修築用來運輸咖啡與蔗糖等作物到港口的道路,這條路也在印尼獨立建國後,成為國道一號線(Jalan Nasional Rute 1)的雛形。殖民經濟促使位在班圖拉的巴達維亞(Batavia,即印尼首都雅加達)、三寶瓏(Semarang)、泗水(Surabaya),成為荷殖時期郵務量最大的城市,也奠定了爪哇島作為政經中心的基礎。

在封建制度與殖民治理下,班圖拉大型都會區以外的農漁村落,仍是經濟與文化意義上的邊陲地帶,特別相對爪哇文化中心日惹—梭羅(Jodja-Solo)而言,班圖拉時常被視為粗魯(kasar)與野蠻的(barbar)的代名詞。這樣的偏見,源自於歷史與社會變遷下與日俱增的隔閡。貧窮、高失婚率、低教育水平、人口販運等現況,是該地區被迫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化社會的過程裡,揮之不去的困境。資本上的弱勢,促使該地區人民往都會區尋求工作機會,或移動到能迅速累積資本的地方。像是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在工地與出租公寓附近,到處都有直葛(Tegal,為班圖拉地區郡縣名)餐館。而在雅加達北部的幾個大港口,可說是南安由漁民在首都的寄居地,在近10年大規模的都市更新前,這些「島內移工」自立搭建的聚落隨處可見。此外,班圖拉各縣市申請出國工作的人數,位居全印尼第一位,在台灣這樣的移工接收國,便有好幾個由班圖拉移工組成的大型同鄉會,這些社團每次從家鄉邀請藝人來台辦演唱會,參與的人數常動輒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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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標註的外語皆為印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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