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目前的創作環境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疫後票房尚未完全恢復，觀眾流失比拓展快，加上經濟低迷讓消費者對支出更謹慎，同時社群媒體讓宣傳訊息片段化，生態變化讓製作困難重重；但對創作者來說，港區國安法實施的影響似乎更為深遠，商業製作雖可能享有較大自由但仍需守法，但對主要依賴政府資助的本地團隊來說，狀況變得相當複雜。
香港戲劇協會（簡稱劇協）主辦的上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典禮，是本地已有30年歷史的盛事，近年隨著合作多年的香港電台退出，劇協已面對重要難關，最近更因邀約頒獎的嘉賓（包括著名漫畫家尊子和紀錄片編導蔡玉玲）引起資助活動的香港藝術發展局指控，因「無主動商討下偏離以往做法」、「邀非文藝界人士任頒獎嘉賓」，和舞台設計暗喻紅橋與紅線等原因，活動完成後在未討論下扣減資助，並稱不會資助下屆活動，康文署亦表示將不會出租活動場地。劇協舉行記者會回應，事件亦引起廣泛討論，讓原已波動的創作環境更見嚴寒，本來在能說與不能說之間摸索出路，但路原來比想像中沙石更多。
接著藝團「小伙子理想空間」原訂在兆基創意書院劇場演出的作品，因場地按教育局發出的指引而解除租約，這已是該團第二次被取消演出，據說是有人投訴負責人「言論不當」。作品在上演數天前叫停，損失的不只是已投入的資源與可能收入，也讓人更感創作空間的壓抑。然而壞消息陸續出現，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生製作的義大利劇作家達里歐．弗（Dario Fo）《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原定2月中上演，卻突遭校方叫停但並未說明原因，製作團隊在社群媒體上表示「做錯了什麼？」，並相信「一切都會載入史冊」。到底誰怕達里歐．弗？創作者該如何繼續守護這空間，讓創意和想像可繼續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