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思製造端《白兔紅兔》
2025/3/15 14:30 台北 牯嶺街小劇場
走進劇場，空曠的舞台上只有簡單的吧檯桌和A梯，似乎就是個平常的小劇場演出，但，觀眾席中彌漫著不太一樣的氛圍，彷彿對接下來一段時間有所期待——不是針對戲劇主角，而是對將要出場的表演者。
因為拒服兵役而被限制出境的伊朗劇作家Nassim Soleimanpour寫於2010年，充滿實驗性的劇作《白兔紅兔》，是他為突破禁錮、體現自由的嘗試。這個作品從2011年愛丁堡藝穗節首演之後，就廣受歐美劇場界歡迎，吸引了不計其數的知名影視和劇場演員，輪番上台面對未知的挑戰——打開第一次面對的文本，依據劇作家的文字，和現場觀眾一起行動，完成文本的呈現，或「演出」。聚思製造端從2023年開始，連續3年的製作，從兩位劇場演員，擴大到12位跨領域的表演者的演出規模，將於今（2025）年告一段落。
當表演者進場，從工作人員手中接過密封的文本，打開封套取出文本，開始唸出劇作家的文字以後，我們就一起被帶進了一個充滿隱喻的世界：無法預知的文本，像是劇作家處境未卜的寫照；觀眾被要求報數，讓我們想到這部作品的創作緣起；吧檯桌上的兩杯清水和一瓶毒液，喻示極權體制中的抉擇難題；表演者和觀眾一起呈現的馬戲團場景，對應劇場以外的混亂世局；白兔與紅兔的實驗，則是集體主義與個人自由的辯證。劇作家透過這些隱喻，向伊朗以外地國家地區的表演者與觀看者提問：在你們身處的社會中，藝術是如何被對待的？自由的條件又是什麼？個人能夠擁有哪些權力？
因此，《白兔紅兔》其實更像是遠在他方的劇作家，透過在地現場的表演者和觀眾的行動，而完成的一場獨白：關於他自己被政府禁足的生命狀態，關於他對劇場本質的思考，關於他對人性與道德難題的辯證。
《白兔紅兔》獨特的實驗性，是在針對表演者和演出形式的規則設定：表演者上台之後，才會拿到劇本，沒有事先的閱讀排練，直接面對現場觀眾，完成「表演」。對表演者來說，這個他們「一生只能演出一次」的文本，不僅是對其表演能力的挑戰，也是對其在傳統的觀演權力關係中，原本所占有的優勢位置的挑戰。表演者在面對這樣的挑戰時，當然會更加依賴他們擁有的專業技藝，和掌握現場的經驗，而完成不同版本的《白兔紅兔》。另一方面，觀眾對觀賞場次的選擇，應該也是基於他們對不同表演形式（現代、傳統、戲劇、舞蹈、扮裝）的認識或興趣，而對表演者的表現有所期待。
因此，是劇作家對劇場、人性、政治的辯證，或者，對表演者可能帶來的驚奇╱喜，才是真正吸引我們走進劇場的原因？觀演權力關係所受到的挑戰，又有多少真實性？
在這個由表演者與觀眾共同完成的演出中，不在場的劇作家，似乎是那隱身幕後的唯一「權威」——透過預先完成的文本，決定一無所知的表演者與觀眾的行動，引導他們對這些議題的思考。但，當劇作家將表演者放置在面對不可知的危險位置上，或許也同時解除了他們對文本的責任，將他自己被伊朗政府剝奪的「自由」，透過他們的表演得到實踐。而就實際的演出效果而論，不在場的劇作家也只能任由在場者——跨領域的表演者和無法預期的觀眾族群，在非常有限的時間裡，以他們各自不同對劇場、表演、生命、人性、政治的觀點，嘗試進入劇作家的思考脈絡，自行理解這個文本，創造出只屬於他們的、只存在於當下的劇場經驗。
即時，在場，我們經常用以標示劇場獨特性的特質，因此有了現實可證的意涵。
劇作家意圖以這部作品突破政治權威的禁錮、體現自由，一方面在劇場中設定極端的現場情境，刺激我們思考既存的觀演權力關係，另一方面也透過文本授權和跨國串聯共演的行動，邀請我們在現實中實踐藝術創作與辯證思考的自由。無論是在劇場裡，或在現實世界中，為了獲致真正的「自由」，似乎都必須具備暫時放下「已知」，直接面對「未知」的勇氣。
《白兔紅兔》終究是一個劇場遊戲，劇作家對藝術創作、思想自由、個人權力的詰問，有明確的現實政治意涵，也呼應歐美國家「開明派」（the progressive）文化人對伊朗穆斯林政權的特定評價，因此受到劇場界的熱烈反應，似乎理所當然。但，因為這部作品的高知名度，無論是受邀參演的表演者，或者首次進場的觀眾，都很難說他們對這個作品是真正的「一無所知」，或抱持完全開放的心態走進劇場。因此，我對這個「自由」的實驗會有的具體效果或持續影響，確實有所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