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 2011 年頒布的《藝術工作者福利法》規定，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每3年進行一次「藝術工作者實況調查」。最新一期針對5千多名全國藝術工作者的調查指出，2023 年韓國藝術工作者人均年收入為 1,055 萬韓元（約新台幣 26.4 萬元），其中音樂工作者的平均年收入更低，僅達 901 萬韓元（約新台幣 22.5 萬元）；因收入微薄，平均每兩名藝術家中，就有一名必須從事副業；全職藝術工作者占 52.5%，但其中有高達 61.7% 為非長期僱傭形式的自由接案者。
藝術工作者面臨的生計挑戰不僅於此。調查中，有 23% 的藝術工作者表示曾有長達一年以上的藝術工作經歷，但最終選擇中斷或放棄藝術生涯，主因是收入不足（65.5%），其次為生育及育兒考量（13.9%）；許多藝術工作者投入大量時間和精神磨練個人功力，但對人際溝通、掌握產業動向等工作不感興趣或自覺無暇兼顧，因而更難獲得與其專業相稱的機會及報酬。另外，韓文中「才能捐獻」（재능기부）一詞的原意是將個人專長貢獻於社會的自發性公益行動，許多公部門與民間單位卻借此名義壓低成本，號召藝術家參與無償或遠低於業界勞務報酬標準的演出及展示活動；這類邀約尤其針對剛剛起步、希望多累積經驗與曝光機會的新進藝術工作者，他們被說服接受不對等條件，導致「才能捐獻」在藝術圈成為具爭議性的名詞。
為了保障非常態受僱的藝術工作者勞動權益，文化體育觀光部於 2012 年成立「韓國藝術工作者福利基金會」（Korean Artists Welfare Foundation），開辦藝術活動證明登錄、藝術活動籌備補助、藝術工作派遣、工傷保險補助等業務，並提供法律諮詢、合約內容審核、心理諮商、維權教育等服務。然而，從近期的調查結果看來，韓國社會整體對於藝術工作的價值認同，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唯有社會願意正視藝術工作者的處境，並透過有效溝通達成勞資雙方都滿意的僱傭關係，才有可能翻轉藝術環境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韓國經驗給台灣的借鏡
讀到這裡，相信讀者在對照台灣現況時，多少有似曾相識的熟悉感。從政策層面來看，近年政府在文化政策中強化國際交流的布局；全台從小學到高中設有藝術才能班的學校遍地開花，補教市場也持續熱絡。民間資源方面，台積電、奇美、台新等企業多年來投入藝術文化推廣，其貢獻有目共睹。但升學壓力沉重、藝術工作者年收入遠低於平均水準，在台灣同樣是長期存在的議題。
那麼，造成台灣與韓國音樂人才在國際間表現差異的關鍵究竟為何？以筆者10多年來的觀察研究與工作經驗來看，主要來自韓國從個人到國家層級，所匯聚出的3種核心力量。
首先是個人對目標堅持不懈的意志力：為了進入理想學校、登上夢想舞台，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將時間和體力盡最大可能用於精進技藝；寒暑假並非學業的空檔，反而是在英才教育院、藝術學校練習室、私人家教班密集訓練的衝刺期。
其次是整體社會所展現的強大向心力：近年在政府的口號引導下，音樂、戲劇、電影、美術、設計等藝術領域，一併納入統稱為「K-Art」的國家文化品牌體系。藝術家的成就不僅是個人光榮，更被視為全民驕傲。這種文化自信與集體認同，讓韓國人民得以自詡為「文化強國」。
最後則是政府與民間對文化產業的長期資金投入：近30年來，韓國政府不斷擴大文化產業的預算與規模，企業贊助型態也趨於多樣化。從硬體設施建置、人才培育、就業機會開發，到國內外專業網絡的建立與維繫，背後皆仰賴國家與企業的資源挹注，使文化生態系得以持續運轉並產生正向循環。
這3種力量相互支撐、彼此強化，使得韓國古典音樂家在面對國際競爭時，專業實力、心理建設和物質支援足以兼備，得以在全球古典音樂市場占有一席之地。不過，在眾所關注的亮眼成果之外，被比賽和升學考試淘汰的多數，以及選擇不跟隨主流價值前進，獨自摸索音樂職涯的少數，其努力同樣值得被尊重，並提供合適的工作機會，以合理的報酬肯定他們的專業表現，共同打造更健全的藝術生態系。當得獎與否成為衡量藝術成就的主要指標，世界級音樂家被塑造成國家門面，焦點與資源都朝向業界明星集中時，「成功」的定義便產生被過度限縮的危險性，鑽研藝術的目的也容易流於功利導向。這或許是韓國經驗中，最值得思考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