銳舞對台灣人從不陌生，人們可以從有機派對、地球革命與奇蹟等知名活動直接體驗。另外，就像前文提到的，許多參與現代大型電音舞祭（如ULTRA）的舞客也常認為自己是去銳舞。
以筆者來說，銳舞初體驗還鮮活得彷彿在昨天。那是1990年代末的某個夏夜，某個不知名的山頭上。主辦單位用卡車把音響搬運上山，入口僅能靠看似隨意丟置在山路邊的螢光棒隱約辨識，彷彿跟隨麵包屑尋找回家的路。
騎機車直上半山腰，穿過濃密的竹林，就能看見百來人隨著轟隆的節奏起舞。
那是個很魔幻的舞池，充滿黑光燈與螢光掛布，就像存在於異次元。DJ默默播放著誰都沒聽過的歌，人們的舞姿很隨性，就是那句「Dance like nobody's watching」的最佳體現。
太陽升起派對結束，意猶未盡的舞客自發撿拾起地上的垃圾，讓人不禁微笑感嘆真是PLURs啊（編按：PLUR是銳舞的精神主張，以下幾個字的首字組成：Peace和平、Love愛、Unity團結和Respect尊重）。最終離開時，現場彷彿沒發生過任何派對，只剩腳印依稀見證一夜瘋狂。
銳舞在台灣興起
台灣是如何成為全球銳舞圈的一員？台灣青年又如何面對銳舞與體制不可避免的衝撞，如何在台灣實踐銳舞的避世主張呢？這些故事可以上溯至90年代。
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銳舞挾歐洲各國強大的流行文化力量，由歐洲向全球發聲。到了90年代以後，出現「世界三大銳舞聖地」一說——西班牙的伊比薩島（Ibiza）、泰國的帕岸島（Koh Phangan）以及印度的果阿（Goa）。
誠然，去一個海島渡假玩趴與嚴格定義的「Rave」有些不同。但它依舊為許多觀光客打開一扇窗，接觸銳舞最迷人的解放面相，讓前往派對的青年們有機會聯想到「也許我可以過不一樣的生活」。
記錄上台灣最早的銳舞派對出現在1995年，於二重疏洪道舉辦。主辦人DJ @llen便是在帕岸島首次接觸銳舞，而後成為台灣最早的銳舞派對與文化推廣者。他勤開派對也勤於筆耕，兩者都啟發許多人。於是在剛剛解嚴的台灣，「在戶外辦派對放電音」便變成一項新奇刺激的娛樂，甚至吸引不少異議青年參與。
但即使報紙經常談論，甚至當年陳水扁任北市長時都辦了「超級市民，銳舞狂歡」（當然這與銳舞一點關係都沒有），對一般人來說銳舞依舊充滿神秘色彩。一直到了1999年，銳舞派對才真正在台灣爆發性地普及，後人稱為「千禧銳舞潮」。
2000年後，銳舞派對迅速遍地開花。主辦人們嘗試在各種新奇的地方舉辦，北至基隆和平島，南到墾丁的春天吶喊。派對規模常破千人，2004年的Moonlight Party的總參與人數甚至達到6萬人。
政府打壓使銳舞在台灣式微
台灣千禧銳舞潮晚了歐美10年，銳舞客面對的打壓並不亞於其他國家。由於地狹人稠，從銳舞落腳台灣起，噪音問題就與銳舞如影隨形。
但相對於噪音，藥物問題恐怕才是全面引爆社會焦慮乃至恐懼的關鍵。當年狗仔潛入派對攝影，抹黑式報導銳舞派對用藥性濫交的新聞轟動一時，也讓銳舞成為政府必須重視的治安事件。
在千禧銳舞潮顛峰（2000-2002）時，台北縣市的山頭與海邊一年四季皆遍布著不少自助甚至大型銳舞派對。但在地方政府強力掃蕩下，銳舞派對逐漸退出台北縣市，轉向更有機會與地方政府協商舉辦的桃園等其他縣市。這當然大幅提高舉辦與參加難度，使得銳舞場數一落千丈。
相對於歐美以立法打壓銳舞，千禧年的台灣銳舞遭遇的是更人治式的禁絕——「反正你們不要在這裡辦就對了」。再加上當年警察執法較無人權顧慮，不當搜索、拘留甚至大規模帶回時有所聞，這些都讓台灣的銳舞客無法與之抗衡。
銳舞的退潮在台灣同樣伴隨著商業化發展。在2004年前台北、新北與桃園曾一度出現大量新興舞廳（它們被稱為搖頭店，這是另一個故事了），承接銳舞場景培養的客群。但當年這些電音舞廳同樣被警方重點打擊，最終難以形成像歐美一樣燦爛的電音舞曲舞廳文化。
回顧歷史追究原因，除了藥物問題引發大眾關心導致這些舞廳無法長久經營，一方面也是因為當年在台灣舞廳的法治地位尷尬所致。因此最後留下的除了像Luxy或Ministry of Sound一類大型舞廳，其餘派對只能委身Live House（編按：音樂展演空間，為常態提供原創音樂演出的室內表演場所）的空閒時段，直到近年態勢才大幅翻轉。
沉潛與本土化
在2004之後的10年間，銳舞在台灣確實是沉寂的，直到2014後才因種種理由再度被提起。但即使聲勢不若過往，留下的銳舞客依舊努力讓派對繼續，從中摸索出屬於台灣銳舞客的避世路線。其中最鮮明的例子就是Psytrance（編按：迷幻舞曲）族群。
談到Psytrance，就不得不提到一件有趣的事：雖然兵禍兇險，以色列卻擁有全球最知名的Psytrance文化。
以色列與Psytrance的關係最早可追溯至80年代：當時印度的果阿是以色列退役軍人的度假勝地，而Psytrance前身Goa Trance（編按：果阿出神，始於1980年代末的印度果阿邦。 其根源可追溯於1960年代與1970年代在嬉皮士之都——果阿的音樂創作。）正是由果阿的嬉皮們創造的。Psytrance之於以色列就如銳舞之於英國。Psytrance從嬉皮繼承反戰與避世內涵，在以色列也確實常引發社會爭議。
文化基因使得Psytrance族群有強烈的避世傾向與實踐。譬如他們喜歡遠離塵囂，更偏愛多日的音樂祭。又譬如他們非常注重自助與互助，強調性靈並與自然和諧共處。儘管只有很少數族人能真正活成嬉皮，但許多族人會在與現實折衝間盡可能加入Psytrance式的生活習慣——這完全可說是認同感的展現。
Psytrance具有使族人產生認同的強大力量，不少台灣Psytrance推廣者也常從其中汲取理念，以舉辦戶外音樂祭讓族群得以延續。這些活動成為族人們一年幾次相約登出現實世界的儀式，並緩緩感召著厭棄主流音樂的新血加入。
此類音樂祭目前以地球革命與奇蹟最為知名。早年Psytrance音樂祭多在荒地舉辦，但近年露營活動盛行，它們便逐漸轉向與相關業者配合。一方面這些場地設施更完善，一方面也比較容易處理相關法規問題。
帶露營的戶外音樂祭當然不為Psytrance族群獨有，如有機派對或伊甸高原以Techno（編按：科技舞曲）及House（編按：浩室音樂）為主，也非常知名。雖然不像Psytrance音樂祭有近乎宗教的執著，這些音樂祭也被台灣青年視為每年逃離現實作自己的固定節慶，重要程度不亞於過年。
崎嶇節奏在地生長
多年來，台灣的銳舞歷史反覆描述中浮現時，總會不斷出現如此提問：為何相對於歐美，台灣的銳舞場景看似缺乏戰鬥力？然而這個問題已經預設立場，想像台灣銳舞客應該與歐美客採取相同姿態，或是連結相同的避世文化，問題本身可能就問錯了。
銳舞的基本公式也許包含了電子音樂、非主流、戶外活動與避世，甚至在特定脈絡討論下包括藥物。但它的樣貌最終依舊取決於生長環境和參與者。
在《噪集：台灣聲響藝術家選集》中，作者羅悅全將90年代出現，挑戰主流秩序的噪音運動視為解嚴後的青年反文化開端。銳舞在相差不遠的時間進入台灣，在缺乏根基的狀況摸路前進。
由於90年代網路開始普及，本土的銳舞客確實透過此利器很快掌握了銳舞的外型。但此時台灣青年反文化尚待成形，大部分人對銳舞似懂非懂；即使嘴上說著PLURs，事實上可能只是認知自己「來參加派對」。
在〈向前走〉的年代，避世對台灣青年來說也許只是陌生又微妙的悸動。在多年後，台灣銳舞客們經歷打壓後的沉潛，經歷來自現實的挫折，經歷社會結構與階級累積出的種種壓力和不滿，才在過程中慢慢理解並實踐避世精神。
最早完整剖析台灣本地銳舞文化的論文是《狂喜舞舞舞》，在2003年發表。對於台灣銳舞只是西方銳舞的浮面複製的質疑，作者王彥蘋便回應道：「台灣在吸收西方文化某部分內涵的同時，其實具有相當力量去揉合本土獨特文化，進而開創出新的雜種文化」。
20年後，依然存在且更加茁壯的銳舞場景像是印證了這句話。如今我們可以更有信心地說，台灣銳舞已經長出了自己的模樣。我們無法複製出本來就不存在的烏托邦，但依舊能在遭逢種種挫折、打壓、衝突與背叛之後，咬緊牙根將每次逃亡組裝成充滿美學的藝術行動。這段路確實崎嶇難行，卻無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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