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連：新加坡民眾戲劇的缺席
儘管亞洲民眾戲劇的連帶網絡自1990年代逐步擴展，新加坡的身影卻始終缺席，這一直是郭慶亮心中的一道困惑。對此，鍾喬坦言，當年曾與菲律賓亞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下稱ACPC）的導演Al Santos期待邀請由郭寶崑率領的實踐話劇團參與。然而，考量新加坡政治環境的敏感性，尤其郭寶崑曾於1976年在人民行動黨的左翼清洗行動中，因《內部安全法》與一大批華語劇場工作者一同遭拘禁，這使鍾喬與ACPC選擇審慎以對，最終錯失了促成這場交流的契機。
回溯新加坡華語劇場的發展脈絡，不難看出其與政治壓迫歷史之間的糾葛。自中國五四運動以來，左翼進步思想長期影響本地劇場風氣，尤其華語戲劇作品最為鮮明。儘管新加坡作為冷戰反共陣營的一支，戲劇卻仍積極介入底層的社會運動，不僅回應時代處境、批判時局，也深化了劇場作為公共論述平台與政治動員的社會功能。然而，隨著新加坡政府對華語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打壓日趨強硬，劇場的公共性逐漸被噤聲，曾經強而有力的政治表述空間亦被大幅限縮。甚至在1994年，論壇劇場方法曾被視為危害公共秩序的藝術形式而不予補助；直到2003年，經由郭慶亮與戲劇盒的協商，才最終促使其正式「解禁」。
長期以來，新加坡的文化治理模式與其全面推動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戰略緊密相扣。英語主導的語言政策、以商業效益為核心的藝術價值體系，使得英語及市場導向的戲劇作品逐漸成為舞台主流，更體現於藝術審查制度以及對藝術社會功能的界定與收編之中。這包含新加坡為向高度發達城市看齊，於2000年頒布《文藝復興城市報告》，此舉牽動戲劇盒在當時因藝術走向不明確，轉而製作許多以娛樂性及迎合大眾消費社會消遣的喜劇和音樂劇。直至2002年後，戲劇盒才逐漸意識到戲劇的社會性，並將布萊希特美學觀與波瓦的實踐方法融入往後的作品中，重新尋找與文化制度及補助機制進行斡旋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