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戴博德（Bert Determann）初加入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後簡稱OISTAT）是在2004年。那年，他受荷蘭代表之邀成為OISTAT技術委員會成員，大家告訴他：「加入OISTAT會需要到世界各地探訪、開會」，然而他參與的OISTAT第一場會議，是離他所居住的鹿特丹只要35分鐘車程的安特衛普。

「OISTAT與台灣方的每一次簽約，我都在」

很快地，35分鐘車程演變成跨洲長程飛機。OISTAT在隔年將總部（當時還稱為秘書處secretariat）從荷蘭阿姆斯特丹遷至台北。戴博德也自那時起，與OISTAT的連結越趨緊密。他除了以技術委員會成員身分來到台灣國家戲劇院，見證總部遷台的合約簽訂儀式，更在2009年的首爾會議獲選為執行委員會成員，2017年獲選為OISTAT總裁。直到2024年卸任總裁，戴博德有15年的時間都處於核心決策團隊，「以不同身分參與了20年來OISTAT與台灣方的每一次簽約」。他也笑稱任期遭遇疫情衝擊，根本是「新冠總裁」！「對OISTAT來說，走訪世界各地、與大家實體見面是非常重要的。」戴博德解釋，「很可惜那段期間只能仰賴線上會議。」

OISTAT 成立於1968年，以布拉格為據點，試圖在冷戰期間突破政治藩籬，為分處東西歐的專業劇場人士提供交流管道。如戴博德所言，當時各國財務狀況不一，「比較富有的國家提供財務支持，比較拮据的國家則以藝術創作回報」。冷戰結束後，OISTAT將秘書處遷至荷蘭，也與布拉格劇場四年展（Prague Quadrennial，簡稱PQ）合作密切，繼續拓展國際交流。不過此時期所謂的「國際」，依然限縮於歐洲與北美。

從阿姆斯特丹到台北的全新開始

戴博德回憶在他加入OISTAT時，秘書處正在尋找下一處落腳點；就在此時，台灣文化部（時為文建會）提供一筆預算，邀請OISTAT來台設立總部，於是促成了這場跨洲遷徙。從歐洲到亞洲，一切都要從頭來過。「來到台灣，所有組織規劃當然是全新的開始，但至少我們有比較充足的資源可以整頓前進。」戴博德說，「一開始，我們花比較多心力進行場域營造（placemaking）（註1），歷經幾任執行長（自張維文、洪凱西到魏琬容），讓團隊運作愈來愈穩定，也有了更多發展空間。」

OISTAT總部遷台，不只得到實際資源挹注，隨之而來的優勢還有地利之便。如前所述，早期OISTAT重心多在經營歐洲內部與北美各國關係，雖然很有企圖心地想對全世界開放，但實在不太有容易與亞洲國家建立連結。如今行政團隊既以台灣為基地，也讓鄰近國家更有意願參與交流。「過去20年，我們與亞洲的連結更深了。」戴博德說。2017年與臺北藝術大學、台灣技術劇場協會（OISTAT台灣會員）共同舉辦的世界劇場設計展（World Stage Design，後簡稱WSD），更是台灣劇場難得一見的國際盛事。

戴博德不諱言台灣文化部對OISTAT的資助，一開始便具有非常明顯的政治意義：「我們也知道正是因為台灣被壓縮的外交空間，讓文化部決議支持OISTAT作為第一個在台灣設立總部的國際非營利組織，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宣示。」然而這20年來，雙方建立了更長遠而健康的雙向關係，遠遠超過資金挹注與政治宣言。

陪伴台灣「技術劇場」進入全新階段

最明顯的例子是自2010年起，台灣進入所謂「大劇場時代」，接連有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與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落成，其中後兩者都是由來自荷蘭的建築師設計打造（註2），無論是建築本體或舞台內部，都讓「技術需求」更被重視，連帶提升專業人員地位。「我們也希望能對台灣劇場生態有所回饋，於是在新劇場規劃階段至落成後，邀請國外專業人士提供建議，比如我自己也曾為台灣技術人員開辦工作坊，教授索具吊裝、承重計算、吊桿系統等新式技術。」戴博德說。

其中曾任OISTAT總部執行長的洪凱西，以及曾在OISTAT擔任出版與資訊委員（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主席的王孟超，都分別在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與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籌備階段擔任要角。可以說，台灣劇場從國家兩廳院一枝獨秀到各地百家爭鳴，創造更多專業人力需求，也引進新型西方技術，甚至改變幕前幕後工作方式，讓劇場技術更受重視。這段期間台灣技術劇場界與OISTAT的密切交流，無疑帶來深遠的影響。

台灣作為OISTAT轉型面向世界的第一步

世界局勢雖自OISTAT成立的冷戰期間，有了巨大改變，但依然未曾動搖OISTAT為劇場人士促成國際交流的信念。戴博德提到這幾年世界各地都出現文化預算刪減的現象，這對仰賴實體交流的OISTAT來說，無疑帶來困難挑戰。「以前若要舉辦國際活動，各國代表多可獲得全程旅費資助，但現在愈來愈難，也因此讓經濟狀況較不佳的國家更難派人參加，除非是在鄰近國家舉辦。」戴博德解釋。

面對資源不足、較難開拓連結的非洲、南美洲等地，OISTAT領導團隊於是決定主動出擊，自費前往這些地區邀請加入，或造訪新加入的成員國，讓他們感受到「OISTAT對這裡的現況是很感興趣的」。戴博德形容「台灣就像是OISTAT轉型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我們也希望能繼續在世界各國鋪路」。比如上屆WSD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沙迦酋長國舉辦，就有許多鄰近的阿拉伯國家參與。

出於政治，卻超越政治

OISTAT出於政治因素而成立，台灣也因政治因素接手OISTAT總部。然而，OISTAT與台灣的故事，卻遠遠超越政治所能述說的。如今，全球政治愈趨激化，戴博德卻反而持續秉持信念，相信「政治宣言愈來愈大聲，或許蓋過了那些真正在做事的人，文化藝術面對政治更是顯得脆弱而被動，但這正是技術劇場的核心精神——是不被看見的幕後工作，讓劇場繼續進行」。

正如與這塊土地連結20年的OISTAT總部，在此長出自己的樣貌，「不再只是一間可以隨時搬遷的辦公室，而發展成某種組織，對台灣的劇場生態帶來貢獻」；相對的，戴博德也在台灣夥伴身上看見「融合本土原住民文化、華人傳統與西方民主的衝勁與動力，那是逐漸呈現疲態的西方所缺乏的」。OISTAT與台灣的合作關係或許不會是永遠，但為彼此帶來的影響，也絕對難以輕易抹滅。

註：

1. 意指多面向建構並營造人與所在環境的相互關係，重塑地標精神與性格；在此處應指總部與台灣劇場生態的連結。
2.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為荷蘭麥肯諾建築師事務所（Mecanoo) 創辦人兼主持建築師法蘭馨．侯班（Francine Houben）設計；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則由荷蘭大都會建築事務所（OMA）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與大衛．希艾萊特（David Gianotten）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