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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感覺亞洲｜路徑03：機構現場

國家兩廳院：成為連結歐亞的藝術樞紐

2017年，國家兩廳院在30周年之際進行組織調整，在節目企劃部下單獨設立了國際發展組，此舉對應著兩廳院對自身成為「亞洲場館」的定位期待與發展策略：作為台灣最老牌藝文場館，兩廳院長久以來與歐美表演藝術界的關係深厚，並引進了不同的演出與創新概念，卻對亞洲的創作發展與交流十分陌生，也因此開始思考其中發展失衡的成因。 重訂國際發展策略，直面失衡的亞際交流 在此思考之下，兩廳院先於2019年舉辦了兩日的Asia connection論壇，邀請來自日本、韓國、柬埔寨的藝術機構策展人，從他們自身與亞洲藝術家的策展合作經驗，分享對於「亞洲連結」的經驗與看法，相互激盪產生連結的可能形式。論壇中，與會者從製作面與各國文化政治生態開啟認識，卻也發現其實亞洲場館間的相互連結與作品邀請不多， 整體的創作品味更是偏向西方。 國家兩廳院副藝術總監施馨媛表示，19世紀開始的西方現代主義為「當代藝術」創造了一個分水嶺，不在現代主義的角度下發展的當地藝術，都被稱為傳統藝術，而成為所謂的「傳統戲曲」：「所有的當代，不論是舞蹈、戲劇、文本都是以西方的脈絡發展為基礎並作為學習對象，反而因此忽略了亞洲的脈絡。」除了彼此對亞洲藝術家與創作狀態缺乏認知之外，在論壇討論中，兩廳院也發現亞洲缺乏共製的生態系統，無法像歐洲一樣經由共製進行資源串連和發展巡演。為求平衡表演藝術美學的東西方失衡，也希望透過有策略的計畫發展亞洲的共製生態系統，並形成一個交流平台，協助形塑亞洲觀點的作品，因而產生了「亞洲連結：製作人工作坊」（Asia Connection: Producers Camp，ACPC）3年計畫。
特別企畫 Feature

感覺亞洲｜路徑03：機構現場

文化與戰爭

「亞洲」概念的流變

歷史上，不斷重塑亞洲地理與身分認同的力量，與戰爭息息相關。我們可以從3場戰爭大致勾勒「亞洲」這個概念的流變：二戰、冷戰、新冷戰。而在這3場戰爭中，形塑「亞洲」概念的，分別是日本、美國，和美國。 亞洲，邊緣的話語 眾所周知，「亞洲」是一個西方詞語，古希臘語Asia的意思是「東方」，本是指稱希臘以東的鄰近地方，後來隨著「中東」、「遠東」等詞語的發明，才涵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所環繞的大陸與島嶼。從這個詞源來說，「東亞」，East Asia，剛好是「東方的東方」，東方的最邊緣的意思。而事實上，歐洲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正是以這種地理上的遠近法思想亞洲的，比如黑格爾（G. W. F. Hegel），他把距離歐洲最遠的中國和印度，看成文明發展階段的幼童，敘利亞和埃及、希臘、羅馬分別是少年、青年、成年，日耳曼的基督教文明則象徵著站在高峰上的「絕對精神」。就這樣，以歐洲為中心，空間上的遠近被固定成時間上的遠近，而遠近關係又決定了文明階序上的高低。 其後，像是「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是在亞洲出現？」「為什麼亞洲必須靠西化才能現代化？」這些問題，或這種問法，都有意無意沿用了黑格爾排列世界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歐洲中心論，雖然經常是貶低，有時候也會用來捧高亞洲，比如說亞洲相較於個人更重視群體，感性比理性更發達，更空、更無、更不可說等等。凡此種種，無論是污名化還是浪漫化，都是以「亞洲是歐洲的相反」為前提，為了反襯歐洲的民主、自由、科學而建構出來的，歷史學者宋念申稱之為「亞洲反題」。 既是反題，當然只有地處大國邊緣、長期處於劣勢的周邊國家，才會自命為「亞洲」。此所以，當19世紀爆發中英鴉片戰爭、美國黑船打開日本鎖國之時，中國還是不大有身為亞洲一員的危機意識他以天下自居日本卻說什麼也要跟西方爭奪亞洲的話語權。正是在這個時候，福澤諭吉發表了〈脫亞論〉，主張西風東漸，勢不可擋，按照優勝劣敗的法則，東方民族唯有在日本帶領之下「脫亞入歐」一途。相對地，岡倉天心則在《東洋的理想》中提出他的「興亞論」，認為亞細亞民族非但不次等，還發展出偉大的宗教與倫理思想，因此，比起偏好科技和戰爭的歐洲人，更了解維繫世界和平的愛，而整個日本正是一座匯集了亞洲文明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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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亞洲｜路徑02：身體之間（三）

姚立群Ｘ鄭慧華

跳脫虛幻的亞洲，以空間策展建構關係的平台（上）

與其說是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理軸線轉移，倒不如說是從地緣到邊緣的批判思維與策展實驗，推使這場對談向多重的歷史經驗開展立方計劃空間的共同創辦人與藝術總監鄭慧華，以推廣當代藝術、整合藝術歷史脈絡、聯繫國際與在地網絡為使命，自2010年起開始營運立方計劃空間，讓此處成為一個展場與講座、交流、資料庫功能的複合藝文空間。而2005年起承接牯嶺街小劇場營運的身體氣象館，則由館長姚立群領軍，著重於小劇場發展的文化整體脈絡，希望開創一個多元面向的創意空間，形塑其公共性，成為「亞洲實驗劇場中心」。 在對談中，兩人分別由電影、劇場與視覺藝術領域交互視野。對他們而言，「亞洲」或許僅是一個虛幻概念，當「亞洲不亞洲」反而更能形成意識形態的抵抗。如同展演空間並不只為展演，卻是檔案的匯聚點，以此建構關係與對話的平台，藉由人與人的相遇迸發可能，讓深度的交流在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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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亞洲｜路徑02：身體之間（二）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身分與美學策略

林懷民的亞洲旅程

「找自己」的三度叩問 林懷民第一次的「流浪旅程」是在1972年，他完成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工作坊碩士學位後，回台灣之前的一趟歐洲之旅，在當時極度封閉與壓抑的台灣社會情境中，他到美國、到歐洲，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國內的環境並不適合保存自我，如果出來有個原因的話，那就是出來找自己。」（註1）林懷民在1969年一封寫回台灣的信裡這樣說。歐洲流浪回來後的隔年，他創立了雲門舞集。流浪歐洲期間，在瑞士友人家中看到敦煌壁畫畫冊，燃起他尋找自身文化根源的渴望。（註2）數年後，敦煌飛天舞伎的形象被轉化入雲門早期經典《星宿》（1979）。 1978年，林懷民和雲門舞者們在新店溪畔搬石頭，尋找《薪傳》裡在台灣土地上勞動身體的力量與形象，剛過而立之年不久的他，對著攝影鏡頭這樣說：「我們到河邊勞動不是在排練，而是要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註3）《薪傳》之後，他帶著雲門展開地方與社區巡演，在操場和禮堂搭台為鄉里觀眾演出，緊接著1980到1981年間雲門展開3次的「藝術與生活」聯展，號召起同一世代的藝術工作者，將藝術帶入鄉鎮民間。那是1970年代外部國際政治情勢動盪，內部文化身分板塊變動，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文化人要為「藝術」在台灣社會尋找定位，同時要透過「藝術」為這片土地塑像的迫切年代。 1980年代後期，當時身兼雲門藝術總監和國立藝術學院（現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主任的林懷民，展開另一次「找自己」的流浪旅程，這一次是到「陌生」的亞洲。從1986年開始，他數度造訪峇里島、爪哇、印度、中國，「在被灌輸了太多西方之後，認識鄰邦，進而認識自己。」（註4）繼歐美一流舞團的芭蕾與現代舞師資之後，1992年林懷民邀請來自爪哇日惹的印尼舞蹈研究學者Sal Murgiyanto和他的印尼傳統舞蹈家妻子Endan Murgiyanto長期任教藝術學院舞蹈系，直到2012年退休為止。 林懷民「流浪亞洲」期間，雲門宣布暫停（1988）又重新起步（1991），世界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台灣解嚴（1987）、中國天安門事件（1989）、柏林圍牆倒塌（1989）、蘇聯瓦解（1991）。同時，「全球化」的思維與力量正蓄勢待發，要以跨國企業資本與新自由主義價值觀重新形塑世界樣貌，1995年成立的隸屬聯合國系統的世界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