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最震撼台湾舞蹈界的消息，莫过于成立35年的老牌现代舞团「舞蹈空间」于10月底宣告放弃国艺会每年约500万的资金补助（演艺团队年度奖助专案，前身为文建会╱文化部扶植团队政策，本文简称为「扶植团队」），自愿转型为自筹营运的教育推广型舞团。消息一出，「台湾又少了一个专心跳舞的舞团」大概是舞蹈圈中最常听到的感慨与不舍。但从团队经营的立场而言，「专心跳舞（指舞团长期培训专属舞者）」在当今台湾舞蹈艺术展演环境里，究竟是被拥有32年历史的扶植团队政策所引导的传统美德，还是对舞蹈生态快速变迁的不识时务？笔者从一个专业观众、教育者、拥有7年扶植经历的创作者立场，分享近年对扶植团队面临现今舞蹈创发环境之处境观察。
近几年来，台湾各地表演场馆、艺术节、创作平台变多，舞蹈工作者的表演与创作机会都因此增加。演出爆增是舞蹈环境蓬勃发展的表征，但细探究底的话，每个制作的工作╱排练时数则是大幅减少。创作者与舞者「为了生活」或「环境所逼」都只能「接case」般一档接一档地跑江湖，平均两个月转换一个工作环境，同时接3档或4档演出以上的抢手表演者也大有人在。这或许是整个大环境变迁的影响，大家不再走专一工作的传统路线，纷纷改为多工与团队合作的共创模式。舞蹈表创的形式与题材也变得更广，从素人到专业科班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同时，创作者为了能因应不断缩减的制作时程，结构上以片面取代完整、自我探索取代专业性的表述，提问式、概念式与结构即兴编舞逐成显学。因此，当需要时间淬炼及稳定营运培育下产出的舞者身体表演性不再吃香、年轻舞者普遍不愿意被单一舞团绑约受限时，团队是否有需要加入或留在扶植体系是值得思考的。
当舞蹈观众人数的成长跟不上舞蹈演出增加的速度，票房就难免受到冲击。如果展演团队是属于扶植体系的，长年下来多少会培养一些观众，不至于、也不敢让观众席太空旷，以免影响该团队年度评比；而各舞蹈节╱剧院策展人自制或邀演的演出则较无票房压力，或说没有人会在意与负责曲高和寡的票房现象，有时也朝向不售票的阶段性呈现来结案。但有趣的是就笔者的观察，各剧院通常较卖座的舞蹈节目其实是「很舞蹈」或「很身体」的国内外舞蹈团队制作，都是技艺性甚高的舞蹈节目才能让台湾爱舞观众心甘情愿地购票参与，这跟台湾现在流行的概念式编舞又刚好形成了反差。
当社会风气与创作潮流都在迅速改变，试问「成为扶植团队」真的能稳定地提升团队艺术创作品质、保障团队人员的生计和提升团队荣耀与幸福感吗？可能不同的团队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解答。但国家的「比较型」补助无形中会增加团队与创作者的业绩压力，时间久了，使命感难免就转化成苦命感了。以笔者为例，2017年时会选择退出扶植团队的个人理由是「想多陪家人」与「觉得自己创作到了一个瓶颈，再撑下去也是浪费舞者时间及国家资源」。但真的离开扶植团队后，人一松，便逐渐感受到更宽广的人生选择与创作动能，所以「退出扶植」也算是一种创作生涯的成长。笔者对国家长达7年的扶植帮助心怀感恩，也相信舞团在扶植体系所创作出的作品，专业上的纯粹、舞蹈语汇的细腻度是绝对有优势的。但当国家整体补助预算不变，官方扶植必须考量团队前一年营运金额，一旦团队想要休息或自愿退出，再加入则必须先自筹营运一年并提出去年度营运金额为评估参考，才能重新申请。因此，这么多年来自愿退出的团队是少之又少，也算是国家扶植体系的一个 BUG，受扶植的团队被间接鼓励「撑」著卡位，有时难免会有进退维谷及国家资源不流动的情形产生。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笔者从美国返台后一直持续在普通大学的通识课程中介绍与推广当代舞蹈，17年来执行的场次超过800场。每次上课时都会问同学有没有看过任何形式╱舞种的舞蹈演出，通常200人当中只有2到5人会举手，也就是不超过 2％的台湾大学生曾经看过剧场的舞蹈演出。所以，显然台湾舞蹈艺术的罩门，还是在于人民普遍缺少舞蹈欣赏的素养或机会。一般民众完全没有养成欣赏舞蹈演出的习惯，身处高处担忧舞团或剧院的节目专不专业、型态或概念之辩，其实都是次要的，所有问题的源头还是在于国家基础艺术教育的不足。我想，这应该也是平珩老师在创办舞蹈空间舞团35年之后毅然转型的原因。因为她知道问题所在，也愿意挺身为贫乏的艺术教育现况尽一份心力，著实令人敬佩与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