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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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王正源:跨入AI時代,劇場設計師得重新定位自己的價值
AI透過運算技術,讓電腦能完成許多過去被認為要由人類處理的工作,因為快速的開發和累積大量資料,AI被期許能處理更複雜的任務,包括生產內容、決策、甚至是藝術創作,不同領域的工作者都面臨「被取代」的議題。而戲劇,各個部門獨立創作、靈感來源取自生活,也互相配合、常需要溝通討論,這一門因人、為人而存在的藝術,如何回應AI所帶來的影響? 劇場影像、燈光設計,同時也在大學任教的王正源,位於產╱學之間,除了習慣的創作流程與模式,也因應未來趨勢、教學需求而調整自己的工作型態,對他來說,應用AI技術於劇場設計,就是已經在發生的事。 AI真的很方便,因應需求不斷進化 關於AI,大家最有感的應該是2022年11月問世的ChatGPT。 以往要與機器問答,需要透過專業人員或程式語言,而OpenAI使用的自然語言處理(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模型,讓每個人都能直接跟這類的程式溝通。王正源形容:「對許多人來說就像是魔法師,只要像跟朋友聊天那樣、給它一個字串,就能馬上獲得一張依據你的描述產生的圖片。」這種生成式AI被廣泛運用,有別於傳統的分辨式AI,輸入A、獲得對應的B,生成式AI可以創造出原本不存在的數據,例如輸入文字就可以獲得圖像的DALLE、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程式。 生成式AI還能處理文本、聲音等媒材,包括正在封閉測試階段的Sora,就是OpenAI最新開發的AI模型,能自動生成有角色、動作、符合主題、複雜場景的1分鐘影片。而這也不是首例,之前就已有Meta的Emu Video和Google的VideoPoet。「這些技術只是個開端,NLP、生成式AI只是通往最終狀態的橋梁。」王正源說,現在更多人在討論AGI(通用人工智慧)的發展,它未來的最終形態可能會是一個思考跟判斷能力貼近、甚至超越人類思考的有靈魂無機物。 談起AI的實際應用,王正源的學生、設計師友人也都有在工作中接觸到,尤其是年輕族群很積極認識這些程式。「如果從工作情境來看,蠻具體的是有一些影像類的素材會直接透過AI工具生成。」他提及,一位設計師可能熟悉特定幾種風格或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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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人物
朱陸豪:從猴王到鬼王,不只是演出的再挑戰
《贋作鍾馗》從一段軼事出發,已故西方戲劇理論家布萊希特位於柏林的臥室裡,掛了幅鍾馗畫,據推測是清代畫家高其佩的的仿作,而他與鍾馗間的關係是什麼?為何與這幅畫共居人生的最後階段?編導劉亮延將另一件軼事京劇演員朱陸豪在1997年即將前往德國柏林、漢堡巡演《鍾馗》時,意外於台灣行前公演燒傷彼此互文,然後交織、糾纏。原以為要談的是布萊希特與鍾馗,實則是位於故事中心的朱陸豪,如何扮演、又如何詮釋自己曾不再談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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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青年演員下戰帖:接下來,我想演這一齣
朱柏澄的挑戰劇目《馬鞍山》
《馬鞍山》是齣老生戲,是吳興國老師的老師周正榮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吳老師並不知道我想挑戰這齣戲,但我從他的口述裡感受到周正榮先生的為人與唱戲氣質,而我就想追求這種出自於骨子裡頭的老生氣韻。很根本的原因是,我是武生出身,以前獲得鼓掌的方式是透過武打技巧,轉學老生後才開始去體會怎麼在文戲上面去獲得認同,而不只是武生的那種帥。周正榮老師所表現的儒雅、高風亮節,是我想透過這齣戲去追求的。同時,我也很期待觀眾可以很安靜地看我走路、做某個動作、唱一段曲,甚至只是一句台詞,然後就體會到我這個人,這是我希望達到的境界。 另一方面,《馬鞍山》講的是俞伯牙與鍾子期的友情,有別於常見的老生戲以家國、英雄情懷為主。它的情節讓我感觸良多,覺得唱戲到現在,身邊有很多同學、搭檔,後來可能轉換跑道,或是沒有繼續合作、碰面,而我看著吳興國老師跟林秀偉老師,羨慕的是他們可以從年輕到現在,一起做一件事情;那麼,我人生當中的知音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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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青年演員下戰帖:接下來,我想演這一齣
吳代真的挑戰劇目:無
我暫時沒有想挑戰的劇目,想暫停一下,然後多看看其他人的演出。 最近在「2023承功新秀舞臺」演出的《漢.妃》(《昭君和番》)是我最大的挑戰,所以格外謝謝陳芝后老師的細心指導,與劇團願意給予青年演員機會。我從來沒有以「王昭君」這樣的角色出現在客家戲舞台,一直以來的形象多是比較端莊的小姐,但王昭君必須展現「武」的面向。開始排練,才覺得自己想得太少,這齣戲真的太難,真的很吃體力。過程中是有點崩潰的,覺得自己沒有做好。很意外的是,演出後的回響是好的,才讓我真的放鬆下來。 如果要說,未來或許想挑戰《活捉》。因為時常在舞台上演人,也想嘗試演鬼,並學習唱鬼魂與瀕死之人才能唱的「反」曲腔系列,展現身段、腳步的飄渺感與挑戰長水袖。 我其實很害怕被貼標籤。 過去的我一直在很類似的角色裡,所以希望能突破,從細節處裡表現出角色的不同樣貌。不過,我最近聽到演員林依晨講過一段話,說她期待被貼更多標籤,我覺得我好喜歡這個想法,而不是一直抗拒別人附加給自己的框架,然後去突破自己現階段可能的撞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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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青年演員下戰帖:接下來,我想演這一齣
黃偲璇的挑戰劇目《周瑜歸天》
《周瑜歸天》,是我參加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歌仔戲學系金獎的演出劇目(2015)。畢業之後都沒有機會再演到,距離當時也快十年了。 我在學校裡學的是文生跟武生,原因是身高在同學裡相對高,不然我也想挑戰看看正旦(苦旦)。現在跟著小咪老師習藝,也被鼓勵挑戰不同行當,就像小咪老師那樣的不受限制,所以近期常會嘗試反派角色,或像是剛演完的《白賊七》這種三花小生的路線不過,《白賊七》也是我近期壓力最大的事情,因為是第一次用這樣的狀態來面對觀眾。 會想到《周瑜歸天》,也是這幾年在學校任教,會有學生挑選這齣戲來比賽,然後我就好像看到那時候的自己我並不滿意當時表現,雖然獲得第二名佳績,只是「得名」一直都不是最重要的環節,我想透過比賽得到回饋,讓我明白自己從零到有的過程中到底進步多少,不要因為得名而失去繼續學習的心態。 《周瑜歸天》是齣很難的戲,必須在7分鐘內把前因後果講完,並演出周瑜當時的心境與感覺。未來如果有機會,我想要再挑戰一次,看看自己在這十年裡到底有沒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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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創作現場
郭文泰X周東彥 挑戰神秘的「之間」
郭文泰與周東彥,河床劇團與狠劇場,兩組近期在表演藝術國際新聞與科技跨界裡常出現的名字。前者以詩意與夢境的小劇場起家,作品走向大劇院的同時,也在虛擬實境的國度打造出亦真亦幻、震懾人心的場景;後者持續在多媒體劇場與視覺藝術領域進行各種實驗,挑戰藝術與科技的邊界。 兩位創作者在作品中不斷地跨疆越界,現實生活裡也帶著XR作品走向國際舞台,為台灣帶來國際關注與聲量。作為劇場創作者踏入XR領域的先驅,本次邀請兩位聊聊XR在劇場的現狀與未來。 Q:兩位是怎麼認識的?對彼此作品的印象是什麼? 周東彥(簡稱周):我們之前同時有作品在北美館《社交場》展出,但時間剛好錯開,沒有太多交集。真正的認識是因為素伶(河床劇團團長)找我聊有關VR拍攝的事。 郭文泰(簡稱郭):我第一次看東彥的作品是疫情的時候,他在實驗劇場玩了很多劇場的可能性,大家都在聊,那時就覺得他是一個很大膽的創作者。後來在Funique(註1)辦公室看他的作品《霧中》,我覺得很酷,只是在很多人的辦公室看會有點尷尬,我在頭盔裡看到的畫面都會呈現在螢幕上,直接看那些裸體好像不對,不看也不對。 Q: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之下,開始使用VR作為創作媒材? 周:我是受邀參與的。之前《光年紀事》使用人跟空間的3D掃描在浮空投影上,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想想竟然已經是8、9年前的事了!高雄電影節也在那時開始投資、邀約相關創作者,原本是邀短片跟長片的導演,包含徐漢強等人,也問我想不想把《光年紀事》做成VR。那時我對VR只有片段印象,沒有真的知道要拿來幹嘛,就買了最便宜的設備,開始看一些作品,想說可以來做點什麼。 郭:河床劇團從2011年開始做「開房間計劃」,觀眾反應很好,陸續做了10個不同的演出,這對觀眾跟團隊來說都是很棒的經驗,可是製作面很難繼續走下去。那時候覺得如果可以來試試看VR,會怎麼樣? 我對VR不熟,就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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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聚思製造端:你我處在不同的亞洲
今年更名後,成立10年的「聚思製造端」,仍持續在空間營運、創作者扶植、節慶規劃及國際連結上盡心盡力。無論是過往共同發起的大稻埕國際藝術節,或持續耕耘的「東南亞當代表演藝術性別創作網絡平台」,作為台灣民間獨立藝文機構,聚思製造端期許從亞洲甚至東南亞出發,連結各領域藝術家的發展路徑,可說愈來愈鮮明。 藉與世界各地的製作人、策展人與機構的連繫,總監高翊愷逐漸關注到台灣藝術家對鄰近國家,始終存在雙向互動與認識的匱乏,進而反思:台灣之於亞洲,正處於何種關係?藝術家又該如何定位與布局? 藝術家眼中的亞洲 相較亞洲鄰國,如日本、菲律賓、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及泰國等,不少國家公部門藝文補助比台灣稀缺。然而,台灣的藝文補助機制與文化預算有部分的目標導向特質,當獲補助者受潛在的目標導向吸引時,往往會以成果產出來思考、執行。高翊愷指出:「從政策面來看,台灣文化優勢逐年攀升,但我們要與國際開展何種關係?是深化與鄰國結盟、合作,或不斷生產作品、輸出西方?思路不同會導向不同未來,也關乎自我定位與發展。」 而台灣藝術家常疲於申請補助、創製新作,再帶作品出國並強調「來自台灣」,這有別於缺乏公部門補助資源的鄰國(尤其東南亞地區)創作者們。「他們多從認識彼此開始,再積極尋覓合作關係並努力延續,因而國際視野與台灣有明顯差異。」換言之,台灣完善的補助機制,造就了一體兩面的處境:一方面穩健栽培藝術家,開發作品、走出亞洲;另一方面卻模糊了台灣與亞洲,乃至與世界整體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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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X鄭慧華
跳脫虛幻的亞洲,以空間策展建構關係的平台(上)
與其說是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理軸線轉移,倒不如說是從地緣到邊緣的批判思維與策展實驗,推使這場對談向多重的歷史經驗開展立方計劃空間的共同創辦人與藝術總監鄭慧華,以推廣當代藝術、整合藝術歷史脈絡、聯繫國際與在地網絡為使命,自2010年起開始營運立方計劃空間,讓此處成為一個展場與講座、交流、資料庫功能的複合藝文空間。而2005年起承接牯嶺街小劇場營運的身體氣象館,則由館長姚立群領軍,著重於小劇場發展的文化整體脈絡,希望開創一個多元面向的創意空間,形塑其公共性,成為「亞洲實驗劇場中心」。 在對談中,兩人分別由電影、劇場與視覺藝術領域交互視野。對他們而言,「亞洲」或許僅是一個虛幻概念,當「亞洲不亞洲」反而更能形成意識形態的抵抗。如同展演空間並不只為展演,卻是檔案的匯聚點,以此建構關係與對話的平台,藉由人與人的相遇迸發可能,讓深度的交流在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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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X鄭慧華
跳脫虛幻的亞洲,以空間策展建構關係的平台(下)
周:扣回亞洲作為一種動態的交流平台,我想兩位是用這種方式在實踐跟尋找,建立點和點的關係與網絡,拓展一種亞洲的概念思考。你們怎麼想像與選擇哪些點?這些點在每一次的策展計畫裡所創造出,或是你們提示出來的這些點跟點所形成的是什麼地圖? 鄭:有參照點才能想像,畢竟差異無所不在。做《現實秘境》時,有兩個層面:一是對命題的思考,於是會想可以和哪些地方串連與結盟?這個展覽2018年巡展到首爾,而在首爾展出的選擇,也是有意義的。我希望通過冷戰時期共同位於第一島鏈相似的歷史經驗,擴大視野與討論。柏林圍牆倒塌往往被認為是冷戰結束的歷史時刻,然生活中真是如此嗎?在首爾開幕後的第二天,北韓的首領金正恩跟南韓總統文在寅就在冷戰分治的北緯38度線上世紀一握,那一幕證明了冷戰(及其意識)可能從來都沒有過去。 選擇在什麼地方展覽也有現實因素,比如說當時展覽論壇原本想辦在新加坡,但花費超出預算而作罷。論壇召集人許芳慈推薦吉隆坡,除了經費考慮,多位受邀的新加坡學者也因許多因素使得他們「不在」或已離開新加坡。展覽在首爾和台北、論壇在吉隆坡,台北做中介點,勾劃呈現第一島鏈的各節點所在。雖說如此,我並不會把單一的地理概念當作界定亞洲的唯一面向。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曾經邀請學者黃孫權,以一年的時間舉辦「亞洲的諸眾與社會運動」講座,對我們來說,這即是以另一種能動性的觀點來切入討論亞洲。 周:這個做法跟立群在牯嶺街的策劃呼應。黃孫權用「諸眾和社會運動」,你們用「民眾」或「他者」。有關亞洲的製作、展覽或行為藝術,都在透過不同方法思考歷史下的他者或民眾為何。牯嶺街常處理到的是東北亞的行動,這在台灣比較少見。例如:邀請的韓國或中國的表演者、身體創作者,都是具有高度歷史省思但處於邊緣的狀態,想請你聊一下這部分。 姚:基本上正是邊緣對邊緣。應對現實的做法,不完全合乎我的想像跟理想,還是不得不從知識體系或實踐體系去面對現實。 前幾年策畫ARTWAVE時就明白,以現場的展演來說,台灣要成就這個介面需要一定的資本厚度,要做到最好的質感與底蘊一定要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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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平珩X孫平X黃雯
從相遇和關係開始,慢熬製作亞洲網絡(上)
為了打造可以持續發展創作的健全環境,無論民間的藝文組織或獨立製作人,都在機構跟政策之間試圖找到資源協作的可能。然而,還需要一套合適的工作方法,一顆積極熱誠的心,甚至是一場旅遊,一個成熟的製作才有機會發生。 在國際共製的情境下,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和創作環境,又是更大的挑戰。同時,另外一些問題也會出現我們怎麼選擇合作對象?怎麼組織彼此的關係?甚至,在近年以「亞洲」為名的國際交流日益增加的場景中,更迫切的問題或許是:我們是誰?又怎麼被定義? 對此,我們邀請遊走藝文團體與官方機構的製作人孫平擔任主持,與成立皇冠小劇場並在90年代發起「小亞細亞網絡」的舞蹈空間舞團藝術總監平珩、近年活躍於各項國際專案的獨立製作人黃雯同桌對談,回顧90年代至今持續變動的文化政策和生態環境,重省以「亞洲」為名的製作、交流的可能性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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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平珩X孫平X黃雯
從相遇和關係開始,慢熬製作亞洲網絡(下)
孫:從早期資源來自於民間,到黃雯這個世代,有非常多公部門資源都投入國際交流,整體環境也愈來愈在乎亞洲交流的面向。黃雯覺得有什麼樣新的動力結構可以再深入思考? 黃:老實說,我的工作跟養成是2000年以後的事情,那時文建會已經改成文化部,非常多政策面、資源面都已經打開了。對於國際交流,跟年輕經理人的培育,機會相對以前是真的多很多。 也有很多基金會覺得青年就是應該多出去走走,但我也反省,在公部門的補助下出去,雖抱著交流要去多看的視野,但還是有蠻明顯的任務性質。約莫在2013、2014年之後,公部門開始有比較多與民間單位、獨立製作人、經理人合作的國際交流計畫,比如國藝會2014年與共7個並與不同的民間單位合作統整的「ARTWAVE台灣國際藝術網絡平台」、北藝中心與策展人林人中的合作的「亞當計畫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會」,或是表演藝術聯盟召集不同的獨立製作人合作的「亞洲製作人平台」(APP Camp)等。作為一個比較獨立的工作者,開始有更多機會跟不同的平台合作。 我做國藝會ARTWAVE平台計畫的時候,對於亞洲最大的重新認識是去日本的TPAM(日本橫濱表演藝術大會)(編按3)。因為2020年奧運的關係,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有「Asia Art Center」計畫,發掘有潛力的年輕製作人與策展人到日本TPAM觀摩並分享不同的講題。我在裡面收穫蠻多,因為一次看到很多東南亞節目與觀點。 現在,TPAM的資金、走向策略有了變化,但過去策畫、引入了很多不是那麼西方框架的東南亞節目與討論,可供借鑒。比如說馬來西亞Five Arts Center,持續好幾年都有Baling這個階段性展演,在講二次戰後建立馬來西亞共識時,共產和民主的對話跟衝突。除了演出作品,每一年他們的座談也會將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 馬來西亞在二次戰後民族自主、民族獨立成立國家,可是又立刻被幾個有資本的國家掌握經濟的權力的歷史也是台灣所共有的,包括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台灣其實跟馬共的狀態蠻類似,我們也被教育共產黨是壞的,但到底歷史是這樣,還是當時的歷史狀態沒有讓其他人有發言的權力?從他們的歷史裡面,我看到自己過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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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的圖鑑
旗把箱:被道具耽誤的DIY玩家
戲曲角色台上的千姿百態,除了靠戲曲演員的紮實功底,也需要切合劇情的道具來幫襯突顯,而負責道具的「箱管」,就是幕後不可或缺的角色。箱管分工細緻,各種道具、服裝各有專人管理,其中負責管理兵器、旗和大型道具的即稱為「旗把箱」,除了管理,還肩負製作、修繕、維護重任,DIY就成了「旗把箱」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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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產製流程與專業分工
藝術,有個刻板印象是「談錢就俗氣」了。但是,那些被視為藝術的名畫、建築等其實都「待價而沽」,而表演藝術卻反其道而行,還區隔出「商業劇場」這類(不是那麼精準的)名詞,這似乎也與表演藝術團隊多以「非營利組織」立案,產生某種「藝術=沒錢」的強連結。我們又都明白,如何擺脫賴以為生的補助機制,始終是團隊營運的課題。同時,場館與團隊也開始將「行銷」視為組織必須,另外也有專業的製作、行銷團隊╱公司受委託規劃。「表演藝術行銷」真的成為顯學?或是,要如何思考製作、行銷在藝術創作流程裡的位置? 從「線下」到「(不同的)線上」:媒體流變與世代變遷 劇場行銷手法,首先面臨到的是媒體愈趨快速的轉變。 故事工廠創辦人暨執行長林佳鋒回看媒體變化,從1990年的傳統紙媒開始,認為在2000年前在報紙藝文版面、廣播、電視的露出,都能替票房挹注高強度的能量;而在網路逐漸興起後,宣傳動能也開始從線下轉往線上,特別是在2009年後的臉書(Facebook),快速累積某個世代的消費人口。 另一方面,林佳鋒也透過劇團的會員制度來說明這樣的流變。他提到2000年到2010年間最流行的是EDM(電子郵件行銷),讓所有劇團快速吸收會員,但是在2010年開信率只剩下20%,並在數年內萎縮,而點擊率必然又更低於開信率,於是這類行銷資源已經無法有效轉換為票房。因此,故事工廠將更多行銷、觀眾經營的能量放到臉書。甚至,這段時期有更多劇團直接捨棄官方網站,轉往臉書粉絲專頁。 五口創意工作室共同創辦人暨品牌創意總監施淳耀也提出線上宣傳的轉變,而這個轉變不再以10年為單位,是更瞬息萬變的。他指出:「我覺得這幾年大家蠻在意『數位行銷』,包含社群,或者是說找一些非劇場圈的人來看戲、推薦,而以前大家在意的是專業人士的背書,但是現在好像更想看到的是,如果我是一般觀眾,看不看得懂這齣戲。」口碑影片,成為重要行銷手法。「但這件事情走到現在,一般觀眾看到口碑影片已經愈來愈無感,因為往往是同一群人在推薦。」 社群媒體的使用人口也在這幾年轉變,新一個世代的年輕人不再使用臉書,轉往IG、抖音等社群媒體。不過,臉書雖然逐漸老化,但仍保有幾項優勢,綜合林佳鋒與施淳耀的說法,大致有:該年齡層的消費能力相對強、臉書粉專的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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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手札
婚禮之內,婚禮之外
身為一個主要拍攝藝文表演類的人像攝影師,一個月裡面,還是會有幾天的拍攝工作是婚禮當天的訂婚、宴客記錄。 記得幾年前讀到一篇網路貼文,內文說台灣的婚禮攝影技術,其實是全世界最高,讓我不禁疑惑,那如果像我這樣的不專職婚攝拍出的婚禮照片,也可以被接受嗎? 在努力成為一個創造感動時刻、拍攝新人奇蹟美照的攝影師同時,我還是忍不住會順手記錄那些在婚禮舉辦當天才會出現的情境物件、以及構築起整個婚宴所需要的元素們。 這次藉由這個策展主題,把最終留在自己資料夾,沒有給新人的NG婚攝照片,全部重新排列組合成為一系列的「婚禮之內,婚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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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主動出擊的麥田捕手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後簡稱「善牧基金會」)30餘年來致力服務受暴婦幼、棄虐兒、中輟生、單親家庭、新住民家庭、原住民家庭等,全台已有45處服務據點。其中,以特殊境遇青少年為主要服務對象、成立於1996年的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後簡稱「西少」),更是台灣首間相關服務機構。 曾任職於西少14年的社工劉柏傳,3年前因個人規劃,從台北萬華帶著一家人前往花蓮,經歷1年的安置機構,再次回到善牧基金會的花蓮光復中心。至少「14+3」的社工經驗,與一位青少年的成長過程相當,也呼應著他以「陪伴」與「支持」作為面對青少年的態度,而從空間的位移、時間的流動,劉柏傳在守護每位特殊境遇青少年的個體差異時,也觀察出更多差異,並持續調整方法。 主動出擊後的記錄累積:西區少年的14年變遷 西少的特殊之處,在於「外展」是多年來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也就是社工會主動前往街頭接觸可以╱需要服務的少年,給予關懷、陪伴並開啟後續服務,像是舉辦球賽、營隊等活動。這有別於傳統多以需服務者前往機構尋找社工,西少具備更多主動出擊、接觸不熟悉被服務對象的動能。此外,台灣近年開始對司法少年進行後續追蹤,西少也早在成立初期就開始,因為他們認知到這群青少年終究得「回到社區」,與他們的關係也不能說斷就斷。 西少所關懷的青少年,不能用「犯罪」、「犯錯」這樣的詞彙歸類,因為他們的共通點多半是經濟弱勢,包含主要照顧者必須忙碌於勞動,迫使他們無法獲得足夠的照顧能量,於是流蕩街頭,連休閒資源也匱乏;甚至是一路被教育、社福等機制漏接,最後讓幫派收納,進而有犯罪事實。劉柏傳提到自己在西少的同事以服務案例進行論文研究,而指導教授認為這群孩子是被社會排除的,甚至是「排除中的排除」,非常邊緣。 「這就是讓我很難過的事。他們能夠選擇的機會沒有太多,所以真的必須自己找路走。」劉柏傳說。 也因西少這種「主動出擊」的個性,讓劉柏傳在這段期間內觀察到這群青少年的改變,其中比較明顯的是群聚地點,會因為警察相對強硬的查緝,而從撞球場、網咖等處逐漸移動到個別青少年的住處;另外則是智慧型手機的演進,社交軟體、手遊等也導致青少年較少群聚在外。同時,萬華地區的角頭勢力逐漸外來幫派公司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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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先理解,才是教育
「為什麼要設定他們?他們就是『青少年』,不要設定,為什麼要框架他們?他們很可愛啊!」從桃園女子監獄的收容人,到「少年矯正學校」新竹誠正中學的青少年們,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教授容淑華透過「應用劇場」的概念,與他們溝通、對話,而這句話似乎成為她面對他們的核心態度,同時也反映出她與團隊進行「監獄劇場」計畫的根本價值。 在英國唸完博士、進到北藝大任教的容淑華,很嚮往指導教授執行的「監獄劇場」,但當時的她認為還沒準備好,這類計畫不能只有自己,需要更多領域的人才加入。於是,容淑華從高中的教育劇場做起,接觸到醫生、諮商心理師,終於在2016年因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的邀請,以接觸即興、戲劇、心理諮商等角度開始接觸桃園女子監獄的收容人。在3年期計畫完成後,透過矯正署轉介,與誠正中學合作,從成年女性走進青少年的世界,而這始終是容淑華最希望關注的兩種對象。 過程中,團隊歷經3輪的更動與交接,其中包含心理諮商、舞蹈、音樂、戲劇等領域的組成,嘗試帶給這群特殊境遇青少年更多生命的可能;同時,也觀察到藝術教育的介入與觀念轉化、曝險少年的處境與出路等問題。 觀察:中介教育學校的青少年處境 誠正中學是所「學校」,但以心理諮商背景加入團隊的涂繼方第一次進去時,卻感受到一種「不舒服」與「震撼」。因為它的外觀雖像是所學校,有操場,有教室,但宿舍明確體現矯正機構「集中管理」的樣貌,而這也在這群青少年身上看到某種痕跡涂繼方觀察到,他們多保持較低姿態,能動性較弱,整個身體軸線是彎曲的,這也反映在他們參與劇場活動時,瞬間爆發力強,但體力、持續力相對弱,「很容易變成一灘泥」。(註) 誠正中學終究得是所學校,特別是其所收容的都是青少年,最遲得在21歲時離開,回到、或是進入社會,因此在中介教育學校所面臨的教育、管理等做法其實都會成為他們另一種養成過程,而與成人入監服刑有極大差異。 但容淑華有點痛心地說:「(這樣的管理方式)會更弱化他們的學習,更與社會脫節,我覺得這很可怕。政府得理解的是,他們真的還沒有成年,不能弱化他們的能力。所以,我們不能說他們沒有學習能力,因為他們以前的學習能力並沒有到位,原本的認知力就不行,若學校再把他們弱化,他們出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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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36歲,2004年加入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歌仔戲團
再見,問題學生
2022年是員林家商70周年,蔚為轟動的是,員林家商歌仔戲團睽違6年、於員林演藝廳帶來《水月.傳說》特別公演。傳奇的不只是一所高職的校慶活動有歌仔戲演出,更為傳奇的是這樣的大型演出在2015年前是固定活動,男主角都是台灣頗有知名度的戲曲音樂工作者陳歆翰這也是他從「問題學生」到「當家小生」再到「傳藝金曲獎音樂設計獎得主」的重要啟蒙。 問題學生開啟的輝煌紀錄 「我應該是個問題學生,很多老師對我的課業很傷腦筋。」陳歆翰這麼說。 熱愛參與活動的他,常在下課、午休時段黏著時任訓育組長的張珮娣老師聊天。「一屁股坐在她旁邊的位置,或是直接坐到她的座位,然後吃便當。」這個直到上課也不願意離開的問題學生,有個從小養成的興趣歌仔戲,恰巧與大學曾加入歌仔戲社的張珮娣老師碰出火花,便開始一起看戲、票戲(註)。 直到陳歆翰高二下學期,學校多了筆幾千元的經費,老師就帶著學生在畢業典禮上演出《盜仙草》。這次亮相,讓這群不愛唸書的學生們獲得鼓舞。同年,陳歆翰與張珮娣老師透過教育部補助召集更多同學,由國光歌劇團指導,完成第一次師生公演《桃花女鬥周公》。 有趣的是,當時學校並未成立「社團」,反而「劇團」率先成立,貼出海報,大肆宣傳。直到陳歆翰畢業,由於當時校長的支持,決定從日常培養技藝,才成立歌仔戲社。陳歆翰與歌仔戲社的關係,是在前往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就讀戲曲音樂學系後,每週返回彰化指導學弟妹這也是他因家庭因素而選擇戲曲音樂,能夠再演戲的機會。 「到戲曲學院後慢慢接觸業界,於是就把業界的概念帶入員林家商歌仔戲團。」從員林家商啟蒙,也回頭啟發員林家商歌仔戲團的運作,而以「大型公演」為標準。「要做就做大的」、「要做就做專業的」是他的信念,包含找劉文亮老師與周以謙老師來演奏、專業梳化團隊、力求自製劇本與音樂設計等,都是職業劇團的規模。 同時,無論社團、或劇團都受到師長的支持與參與。曾為了公演的武行需求,特別增闢武術體保生名額。陳歆翰想起某次公演結束後,某位壯碩的體保生學弟竟然哭了,原因是沒有排練就沒人一起吃便當、聊天。也曾因梳化費用不足,美顏進修班的老師帶學生跟著專業團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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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要社團 vs. 不要社團
戲劇社 PK 非戲劇社
當「社團活動」成為課綱的一部分,成為每週必須參與的固定課堂時間,真的能夠提供學生屬於「課外」的知識與技能嗎?或者,這樣還算是「課外」教育嗎?當我們用成人的眼光回望自己的高中社團生活,或是用成人的方式制定相關規則,認為是教育改革的一環,對於現役高中生而言,真能感受到實質幫助?或是符合了他們的需求? 這次,我們與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合作,邀請參與花樣年華青少年戲劇節的6位現役高中╱職生,分成「正方:贊成現行社團規劃」與「反方:反對現行社團制度」,於紀念台灣文化覺醒的「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藉由某種時空對照的畫面構成與概念,透過高中生的彼此討論,回扣當年台灣新文化運動對於「結社」的價值,進行一場能夠暢所欲言、不按照任何規則的「微辯論」,以正方、反方交替陳述的方式進行。同時,也在他們都喜愛戲劇的前提下,以「戲劇社」與「戲劇參與」作為主要案例,作為辯論內容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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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Chito不只去𨑨迌:一個人的聲景旅行,實體與虛擬的雲端遊走
隨著2017年里米尼紀錄劇團《遙感城市》(Remote X)來台,結合耳機語音的遊走式演出(audio walk)逐漸成為一種創作常態現象。此類型展演跳脫了既定劇場空間,藉由耳機穩定聲音輸出,並給予參演者足夠的親密感,讓環境與聲音同步刺激著眼與耳的接收,參演者的群體移動也自成一種現場的獨特景觀。《遙感城市》也給予有著資訊背景的創作者張踖米(編按2)靈感,開發了手機創作平台Chito(趣淘),藉由資料包下載與GPS定位,提供一人的劇場遊走體驗。(註1) 召喚無人的歷史現場 張极米與Chito的第一個作品為《少年待在立法院的那幾天》(以下簡稱《立法院》),於2021年3月18日至4月10日演出,可連線時間為每日晚間8點至清晨5點,具體對應了318學運(2014)的時間段。 《立法院》以318學運中一名內部工作人員的訪談檔案為敘事主軸,並與歷史現場錄音交織進行。在指定時間內,參演者僅需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與耳機,前往當年現場便可「觸發」演出。節目範圍涵蓋青島東路、中山南路、濟南路、北平東路、忠孝東路所圍起的街區,相較於多數經由工作人員定位播放音檔的遊走演出,Chito倚賴GPS定位觸發,因此即使移動於不同街區,也能感到各區塊的音場差異,有時亦所消融銜接,即使同路徑前後反覆的遊走也能精確召喚音檔,再現當時的街區記憶。 長時段且夜深的演出時間,也分散了參與觀眾的出沒。參演者可以更自由地運用時間前往,孤身一人的遊走卻也對比出318學運期間的喧鬧。空蕩的街景與耳機中此起彼落的話語,無論是少年的獨白、街頭的宣講、抗議的口號成為強烈的對比,探問著事件與現在的關係。既孤獨又自由的感受,也因此成為Chito不同於其他耳機遊走演出之處。 獨自地遊走,也讓個人經驗更有被獨立召喚的空間。多數《立法院》的參與者都提到音檔對當時自身參與318學運的回憶呼喚,腦內跑著過往,但肉身的現場卻是安靜沉寂,在立法院門邊停留太久,甚至會引來駐警的目光。過去與現在強烈交織著。而對於2014年因出國念書而不在場的我而言,此演出則如同一個檔案記錄的賦形,以某種不可能的方式彌補我當年的缺席。 聲音觸發的空間探索 兩年間,Chito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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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嘿!你會說幾種語言?
2019年末,《PAR表演藝術》雜誌提出的當年度現象回顧,由黃馨儀撰文討論「台灣史」成為熱門創作題材的時代趨勢。她在文中分析背後因素:一方面是公部門與政策方向的補助推動,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創作者本身回望歷史的企圖。(註1)從另一角度來看,這或許也意味著創作者與受眾雙方對於歷史遺忘的焦慮,以及試圖以故事建立歷史連結的渴望。 此現象延續至今,後歷經這幾年的疫情,國際交流幾乎停擺,創作資源與能量理所當然回歸在地,並以此拓展台灣之於世界的空間與時間座標。再加上前文化部長鄭麗君自2017年推動的重建藝術史計畫,「邀請當代社會以多元複數的觀點,來重新發現台灣的藝術歷程」(註2),創建、再發現的時代氛圍,勝過先前世代的叛逆與顛覆,更在各文化領域之間彼此影響,如北師美館推出《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策展論述涵蓋百年前日本時代的「現代劇場」,藉由異文化激盪而萌芽;抑或是近年學界投入各種台灣史研究,從政治、電影到文化,都間接轉化為如《明白歌》(2019)、《熱帶天使》(2022)、《台灣有個好萊塢》(2019)等舞台作品。然而,當劇場愈發想要扎深歷史根基(無論是創作題材、學術研究參與,或相關田野與史實考據),「語言」反倒成為最難解的問題。 在真正切入正題之前,我想先將本文提及的「台灣史」,分為日本世代以降的近代史,與帝國實質占領前多方勢力爭競時期。前者即黃馨儀撰文年度現象所探討的主軸,近年以台灣史為題材的作品,也的確大都落在這個範疇。後者或許受限語言因素(如後段詳述),主力多在文學、視覺藝術等領域,然其影響依然外溢影視與戲劇。最為人知的如電視劇《斯卡羅》,舞台演出也有《重返熱蘭遮》(2014)與《國姓爺之夢》(2021)。 從這兩條脈絡來看,創作者多聚焦於台灣面臨全球政治版圖變動、多民族角力的年代,並試圖補足過往所謂「中原史觀」的挾制與缺憾。在這樣的前提下,「語言」而且是紛雜多音的複數語言不只意味著忠於史實的寫實考量,還承載了創作意圖的期待。然而,本文非要剖析多重語言在劇場裡的政治意涵(這在個別評論中多已討論熱烈),而更想突顯現實之難。畢竟,台灣演員你到底要會說幾種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