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有一門教育學程，要去國中當一個月的實習老師，就是在那個月之後，我決定不要當老師。」大學念的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這是長輩眼中的鐵飯碗，但高華麗只記得那一個月除了教國文，還要當班導師，早上6、7點到校監督學生打掃、接著教課、出作業，似乎每天都長得一模一樣，「我好像沒有辦法適應一成不變的生活，那會讓我有窒息感。」日復一日的早晨自習課，似乎都成了讓他窒息的時刻。 但也因為大學同學在大一時傳來果陀劇場暑期表演課的消息，才讓高華麗有機會和表演牽上線，一路在劇場闖蕩了近20年，並以音樂劇《鬼歸代言人》在疫情時創下336場的演出傳奇。
「我不是科班出身，在《鬼歸代言人》裡，我真的是用盡到目前為止所有的表演技能和經驗，我一直覺得，《鬼歸代言人》就是我的畢業製作。」跟劇中角色武世誠一樣的35歲之際，高華麗遇上這部作品，時間點來得不早不晚。 高華麗說起COVID-19疫情前後，接下《鬼歸代言人》共336場演出的經驗，如果早個5年，他可能沒有足夠的表演技巧與情感層面，來撐起「武世誠」這個角色；要是再晚個5年，他也不曉得體力上能不能應付9集的交替演出。 當然，碰到要在一週內演出《鬼歸代言人》不同集數，高華麗常覺得自己是時空旅人，今天還在第1集裡，幾天後就要穿越成第9集的武世誠，問他這樣會不會有種錯亂感？他伴著微笑答道：「但武世誠的天真、善良，還有不顧一切，一直都沒變啊！」撇除集數間的劇情差異，這個角色始終都這麼溫暖，即使對方再怎麼恨自己，只要是所愛之人，武世誠都能包容與放下，這也是高華麗想學習的人格特質。
其實，鄒慈愛很少演主角。 在京劇行當裡，鄒慈愛習的是老生（註1）。老生對應的劇中人物，往往是主要角色，特別是在流派藝術的發展過程中，老生演員亦曾引領一代風華。 終於在國光劇團即將邁入第30年，再次將首演於2002年、並被譽為國光京劇新美學重要起點的《閻羅夢》搬上舞台，由鄒慈愛演出其中一場的主角司馬貌一位懷才不遇、又指天罵地的書生，被賦予「半日閻羅」的任務。不過，同樣被交付任務，鄒慈愛一開始是不想演的。「為什麼以前不給我演，現在要讓我演了？」或許是賭氣，或許是懷疑，她想了各種拒絕的方式：「我怕票房不好，我怕我演不好。司馬貌這個角色都擺在那，唐哥（唐文華）演過、盛鑑演過，所以我怕我演不好。」她此時笑了出來，説：「其實我就是想要賭一口氣。」 「但後來我輸了，因為我愛演！」鄒慈愛哈哈大笑。
演員：台上表演，台下變成透明狀態 其實，鄒慈愛覺得自己是個透明人。 但她的表演慾又從小就表露無遺。 會到劇校唸書，有部分因素是家境，但在花蓮長大的她始終想到台北，甚至在進到海光前，還曾考過復興劇校，只是沒有錄取。她說，鄉下常會拿著板凳到戶外看電影，只是她都看著天空，等候流星許願，「我要去台北，我要去台北。」每次願望都相同。所以當父親提出要送她跟妹妹去劇校時，妹妹還羞澀地躲著，鄒慈愛內心早不斷吶喊「選我，選我，選我！」只是那時候還得裝委曲向爸爸說：「好吧，我留下。」 所以，對於劇校裡的打罵教育、嚴格訓練等，鄒慈愛現在說起來更是雲淡風輕。「戲曲很多動作本來就是超越人體極限。」鄒慈愛頓了一下，還是說：「但那時候的我們對『體罰與否』本就是未知的，覺得被打好像是應該的。」經歷三軍劇校整併的她，最後從國光藝校畢業，笑說自己唸了12年左右的劇校。 生活裡的表演是一回事，上了台又是另一回事。 對鄒慈愛來說，上台表演隔了一層裝扮，而下了台的她就沒人認得，像是透明人。「舞台上那個人不是我啊！」她這麼說。特別是身為「女老生」，台上是個男生，台下就變回了女生。滿足了自身的表演慾，又能在卸除妝容之後，隱身、然後安撫自己的社恐。她笑說，自己的血型是AB型，或許也是種「人格分裂」！ 不過，從國光藝校畢業後，鄒慈愛經歷了一段「沒人要」的階段於是，她是名演員嗎？沒有戲演的演員，還是演員嗎？
去紐約那一年，她看到女生擦口紅很好看，就買了一支，5塊美金。看著鏡中擦上口紅的自己，她很喜歡。回到台灣，她擦了大紅唇膏去學校，一上課就被消遣，「妳今天是要去哪？」她聳聳肩說：「我今天就想長得不一樣。」 那個「不一樣」宛如一根刺，戳著每個人的神經，楊乃璇說，「那段時間在台灣最重要的日常練習，儘管不容易，就是要練習不畏懼他人的眼光。」 在外人眼中，風格與個性都十分鮮明的編舞家與舞者楊乃璇，近年剛發表的作品《Je suis en forme 我的老派，我的派對》，開場就打破舞台的第四面牆，將觀眾引導到台上，請大家讓「身體」先看，感受自然的律動，加入作品的頻率。楊乃璇與舞蹈同好於2014年合夥成立的「小事製作」，如今邁入第10年，成員來到16人，及一位舞團正職經理。團員舞風各有所長，半數有街舞背景，是一個團員之間平等經營與互助的「表演藝術合作社」。然而不同舞風混融下來，群舞合作和諧，個人亦保有自我，一字排開個個風格鮮明，擁有自己的模樣與性格。 她笑說這應該是外界總是把小事歸類「街舞團隊」的原因，太有個性又太難定義了。重點並非舞風，而是他們展現出來的態度與性格。作為核心人物的楊乃璇是舞蹈科班出身，總是努力嘗試不忘本，也始終沒有往所謂的「標準」靠攏，而是竭盡所能地，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
提到街舞與當代舞蹈的交集，「小事製作」應是多數台灣舞迷心中浮現的關鍵字。從華山新生橋下的《週一學校》到《戰鬥果醬》，小事製作以生猛的活力打開了大眾對街舞的認識。舞蹈科班出生的藝術總監楊乃璇，流行文化、街舞也是她的創作、生活DNA，以下是她所關注的3位街舞舞者╱編舞家清單！
王榮裕，金枝演社劇團藝術總監。 藝術，又是總監的他卻沒打算端坐，一派輕鬆，若坐若倚在三人座沙發上，先是黑狗靠過來撒嬌，然後是貓躺到身旁。這個居家空間在劇團一樓，隔了個廚房就是辦公室。 訪談過程中，他的兒子、也是演員王品果在旁邊的廚房熱起了王榮裕預先煮好的一大鍋羅宋湯，太太、也是劇團行政總監的游蕙芬輕聲邀我們喝點羅宋湯。問起王榮裕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做菜，他笑說：「b（無）啦，你看我的行程表都滿的，沒時間出去吃，就煮一鍋，如果要吃一碗，微波就好。」指了指牆上白板，也對兒子直接熱了一整鍋湯，露出驚訝表情。 家，與劇團，似乎疊合在一起，給他的浮浪貢（ph-lōng-kng）人生安放了點安穩這背後不只是歲月流淌，更在生命的每次選擇裡慢慢找到自己模樣。
「阿才的《七彩溪水落地掃》，跟我媽的東西有種連接，演的故事也很通俗，化妝也自己亂化，衣服也是隨便去找。很粗。這種戲申請補助，就會被認為是藝術，但我媽媽的歌仔戲，我以前都不會說是藝術，因為藝術就是要上殿堂，要講國語，而路邊演出就是『民俗技藝』，有個『俗』。」王榮裕接著說：「我們從小就不認為歌仔戲是藝術。看到陳明才之後，我認為歌仔戲多棒，多精緻！」 那時的他認為：「以前的台灣都被貶抑到沒有自我認同，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離開優劇場的王榮裕，成立了金枝演社（1993-）。他笑說「金枝」來自唸人類學的太太書架上的《金枝》一書，而「演社」是為了湊4個字跟「雲門舞集」對仗。這本探討巫術、宗教起源的人類學論著，也對應著戲劇的意義，並延伸到王榮裕成立劇團本就不只是為了演戲，而是找尋自己、乃至於台灣人的生存價值。 這場探索，先從自己開始。1996年，王榮裕用《台灣女俠白小蘭》向自己母親、還有歌仔戲致敬。《台灣女俠白小蘭》在路邊、夜市等非正式表演空間，搬演戲班故事的現代戲劇，並重新思考當時尚未被正式討論的「胡撇仔戲」（註2），化作金枝演社重要的形式與風格，讓「浮浪貢」陸續開花，成為系列作品。 浮浪貢的背後，是劉靜敏開啟王榮裕對於藝術的一扇門，但後來的他才發現，門後的路雖然坎坎坷坷，卻是母親早已替自己鋪好的路，然後有一群人，陪著他一起走過。
直到演出前一個半月，《Turn Out》所累積的單口喜劇文本字數，已經可以讓劉奕伶講上至少3小時了，而且還再增生中，「我還可以用什麼不同角度去說？覺得這有關聯，那也有關聯，那個好像也可以講講看，結果就愈寫愈多了。」 這些日子以來，這位舞蹈藝術家做最多的動作大概是盯著筆電打字，或是手撐著頭，對著電腦螢幕發呆。不過，她舞蹈人的身體狀態早已內化成日常，她會站著打字邊把腿也跨上桌，坐在地板打字時則將雙腿外擴，簡直是反射動作，畢竟從小練舞的劉奕伶非常擅長「Turnout」。 「Turnout是我們學芭蕾舞一定要有的一個能力，就是像這樣把腿外翻，從髖關節打開。」劉奕伶動作著；同時Turn Out在日常用語中則有「意料之外的結果」之意。台灣的舞蹈教育追求Turnout，想成為舞者就要想辦法把身體打開、把自己打開，以完成各種難度和技巧。然而，當劉奕伶成為美國比爾．提．瓊斯舞團的專職舞者後，「嗯？怎麼老闆會說我太turned out了？因此我跳舞變得沒感覺了？⋯⋯就覺得跟原來想的都不一樣！」 回溯30多年的舞蹈人生，自己經驗了什麼，後來又被翻轉了什麼？而外界的以為又是什麼？《Turn Out》以單口喜劇挑戰觀眾對舞者的刻板印象，也自嘲從前那個舞蹈優等生和頂著旅美舞者光環的劉奕伶。
「所以你說我以後會再繼續做（現代劇場與布袋戲的跨界創作）？我其實不確定。」陸續完成《白色說書人》（2017）、《父親母親》（2021）與《上帝公的香火袋》（2022）這幾部以布袋戲為元素的現代劇場作品後，作為主創者之一的邱安忱這麼回答。 「不確定」或許一直是這系列作品的發展過程。 《白色說書人》以「白色恐怖」為題材，藉由邱安忱的獨角戲、布袋戲演師吳榮昌與黃武山的操偶，重寫「無法送達的遺書」，正式開啟同黨劇團以布袋戲為元素的創作路線。將近4年後的《上帝公的香火袋》，延續的是現代劇場與傳統布袋戲的合作經驗，再寫台灣底層社會的小故事；在這之間發表的《父親母親》，沒有布袋戲演師參與演出，卻以布袋戲發展史複寫台灣歷史，在多重角色間尋找「我」這個「我」，可能是台灣在歷史敘事裡的某種定位，但對邱安忱而言，更有這一路創作發展下，自身如何看待布袋戲於現代劇場、或是於自己作品裡的表現。 布袋戲，其實是最早對「偶」的啟蒙 現代劇場背景出身的邱安忱，正式接觸到傳統布袋戲是在將近8、9年前，於台北偶戲館參與陳錫煌藝師開設的工藝製作大師工作坊，從製作偶帽、偶衣，再到製作兵器等道具、操偶相關課程。 「學習過程中，我一直想說如何把布袋戲應用到現代劇場裡面，以前看過台原偶戲團有這樣的嘗試，所以那時候的我就很好奇為什麼其他團體不做，後來也激起我想要把布袋戲放到現代劇場的慾望。」邱安忱這麼說。 若不將偶局限於布袋戲，邱安忱其實在從美國念書回台後，就曾到無獨有偶工作劇團參與演出，包含《火鳥》（2006）、《光影嬉遊記》（2007）等，開始對西方現代偶戲有些認識；這段時期發表的《算了吧！卡夫卡》（2006）可以說是他第一個加入偶為元素的創作。不過，這時候的他也想起自己從小對布袋戲的喜好。 也就是說，邱安忱接觸到偶的時間又得提得更早。 他成長的年代正好是黃俊雄布袋戲最為流行的時間點。邱安忱說，小時候的他就自己製作自己的戲偶，「一開始是將布袋戲原聲帶的唱片封面剪下來，就這樣子套進去（當作布袋戲偶）。」他比手畫腳地模仿起那時的自己，接著說：「後來沒辦法滿足我，就自己畫。」他甚至用簡略的手工藝開發布袋戲偶的文手，讓整體動作
考上政大會計系時，未接觸過劇場的陳敬皓其實不知道自己後來會走上表演與創作這條路。但加入政大傳院劇場，的確打開人生另一道大門，他發現原來劇場是個可以讓人表達自我的地方，也意識到這是自己心之所向。 於是退伍後他兩度加入「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後簡稱無獨有偶），中間雖因經濟考量暫離劇場，但在赴英國攻讀肢體表演碩士學位後，又回到心心念念的表演與創作上。如今，陳敬皓落腳家鄉台中，成立「拍拍手工作室」，揉合擅長的偶戲和肢體，帶著作品四處和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及老朋友，一起用表演延續彼此的連結。 站上舞台，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跟許多18歲的孩子相同，陳敬皓的成長過程中有許多事情都由大人決定，大學志願填上會計系就乖乖地報到、就讀，他當然曾想過：「會計真的是我要的嗎？」這問題一度沒有答案，因為他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麼，直到在朋友推薦下進到政大傳院劇場，十幾歲年紀的尾端才豁然開朗。 加入傳院劇場那年，政大駐校藝術節推出由政大學生自製的音樂劇《麥田花》，陳敬皓也是參與音樂劇演出的一分子，但最打動他的，是藝術節的主題：「青年愛創作」。陳敬皓說：「這句話好像無形中鼓勵著我，可以繼續做各式各樣的創作。」他逐漸意識到自己是喜歡劇場表演的，透過創作與演出，可以好好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覺，「而且大家是樂意去聽的，所以覺得很有趣！」這是在政大傳院劇場的日子裡，帶給他的最大收穫。 因為慢慢喜歡上站在舞台的自己，在大學畢業、當兵退伍後，陳敬皓身體力行地投入表演行列，在街頭演過默劇、上過脫口秀舞台，也曾經歷一次次劇團面試的失利，就在抱著最後一次的決心參加無獨有偶的徵選後他終於錄取了。 對於未曾接觸偶戲的陳敬皓來說，把這一切歸在運氣好；但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原本就喜愛默劇形式和單人表演，其實與偶戲有許多相通之處。「進到無獨有偶之後才發現，不只是身體，還有戲偶、物件、材質等等的，都有辦法變成單人表演的一部分。」如果說政大傳院劇場是打開他跟表演之間的大門，那無獨有偶就是打開他跟表演之間不同形式的多扇窗戶，陳敬皓不僅眼界大開，對表演的想像也更自由了。
王甯腦海中有個畫面，是4、5歲的自己在家裡拿了一張紅色的舞蹈社招生傳單，「下一秒我就出現在教室踢踢腿了。」小王甯開始學習芭蕾、現代舞、武功身韻等「基本功」，進入北安國中舞蹈班也承襲這同一套「生產鏈」。在升學主義邏輯中長期被灌輸「北藝大是最好的學校，考上才代表很會跳」，王甯卻接連在北藝大舞蹈系七年一貫先修班、大學落選，於是在臺藝大舞蹈系畢業後，她不死心地繼續往北藝大舞蹈研究所敲門，並刻意繞開表演創作選擇理論組，終於在2013年取得入學門票。 隔年，王甯經歷巨大的內外震盪。10年前的318運動捲起台灣社會史上最大的公民抗爭浪潮，立院與其周圍持續被民眾占領長達23天；於此同時，王甯在面對母親的逝去。社會氛圍的混亂與家庭核心的崩塌，雙面夾擊才20歲出頭的王甯，「那個時期我有點搞不太清楚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甚至是那一陣子書毅的演出忙完後，我好像才去經歷和消化那種對於親人離世的心情。」 當時她是周書毅《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2014，下簡稱「《看》」）的舞者，之後還去了一趟英國，參加侯非胥．謝克特（Hofesh Shechter）舞團徵選，從此明白自己不會再參與任何舞團的考試，她不喜歡在一大群人裡張牙舞爪，表現出力爭上游的樣子，然後被挑選。 處在生命的混沌，同為《看》舞者的余彥芳，成為王甯人生裡的重要角色。「我也不知道彥芳看中了我哪一點，或是覺得我一個人實在太可憐了，所以她就這樣子把我拎著。」王甯邊說邊將拇指與食指謹慎和緩地捏住再提起。盯著那兩指間的無形，我想像一個縮小到快要消失的女孩被一把拉起。
「第一苦旦廖瓊枝的大弟子」或許是我們對張孟逸的第一印象。 這曾經帶給張孟逸很大的挫折，並不是害怕學不好，而是她明白自己與老師的不相像無論是姿態、還是聲音。於是她很努力，努力成為廖瓊枝曾演繹過的劇中角色。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李三娘》裡的同名女主角。這位丈夫離家從軍、被迫在磨房產子的苦女子，陣痛那刻的一聲慘烈高音，化作全劇的最高潮，劃破劇中的夜晚與戲外的舞台，是難分真假的疼痛感受，重擊觀眾內心，而不只是耳膜。張孟逸為了詮釋她，不只是真實經歷了自身產子的經驗，更得將生活轉化到表演裡，這依賴著她反覆練習、揣摩，然後消化、演繹。 這背後的努力也不只是為了成為李三娘，或其他女主角，更是要成為一名「演員」張孟逸。
打掉重練的轉捩點：從老師身上學習到屬於自己的技藝 真正拜廖瓊枝為師，是在張孟逸第二度離開蘭陽戲劇團，大概2009年時擔任第一屆文化部文資局廖瓊枝歌仔戲傳習計畫藝生。「那一年，老師就跟我說，自己得到了人間國寶的封號，然後文化部要給她3個藝生，『我留一個位置給你好嗎？』。」張孟逸的那聲「好」，成為她人生最大的轉捩點。 這是個讓她再次「打掉重練」的轉捩點。 辛苦的不只是張孟逸，其實還有廖瓊枝。「我自己很清楚，要改變一個人的習慣有點難，我自己帶藝入師門，對老師來講就很辛苦。」張孟逸直接伸出手指開始比劃，說廖瓊枝老師特別在意指法，還替這些指法命名，像是觀音指、含蕊指等，「老師希望折進來的部分是一個圓的感覺，然後這裡手是要直的。」不只有指法，還有指出去的狀態也都有講究，不像自己過往不經意就直接出去，而是得把圓畫滿。其他像是下腰的身段，「其實認真說起來不太人體工學，但在舞台上就有美感。」以及廖瓊枝演唱【七字調】時百轉千迴的韻口，都是「跟著老師一直修。」 現在說起廖瓊枝老師的教學，張孟逸語調輕柔、卻又眼神放光，彷彿生命得到了某種救贖；但當時的自己是很挫折的，出自於藝生評鑑機制下的那句評語：「妳怎會不像廖老師」。 「我的挫折是，如果教完4年還是不像，那老師會多失望？她想要找傳人的這件事情，是不是就會讓她很受傷？」張孟逸細思自己的身形、聲音質地等條件，更清楚知道：「不可能啊，那這樣我就是不適合的人。」 她試著與老師討論。「我跟老師說，可不可以不要看我們像不像你？如果是看我從不及格到可能及格，從及格到70分，然後70分到80分的過程，會不會比較好？」廖瓊枝接受了這樣的想法，也影響其他人看待這樣的傳習計畫或許大家都清楚，不可能再找到、或是複製一個廖瓊枝出來。絕對不可能。 廖瓊枝無法被複製，但張孟逸才會就此誕生。
作為土生土長的台南人，呂毅新從成長環境、接觸表演藝術，再到創立劇團，都跟府城脫不了干係。二度赴美求學返台後，她回到家鄉成立「影響．新劇場」，並從2015年開始與台南市文化局合作「十六歲小劇場少年扮戲計畫」（於2019年更名為「十六歲正青春藝術節」），一晃眼已過了10個年頭；而今（2024）年適逢台南400活動，影響．新劇場也與台南人劇團攜手推出《內海城電波》，在劇場裡帶著觀眾穿梭時空，認識以台南為基底所架空出的內海城風華。 校外輔修戲劇，兩次赴美求學 是到比較大之後，呂毅新才知道自己的成長過程跟同儕並不相同。 父母皆是學者，來往結交的多半是文學、藝術、劇場或電影界的朋友，從小她就跟著雙親看電影、跑劇院，還會請假去台北看雲門舞集演出，「我是在家裡知道美麗島事件的，因為有人跑來告訴爸媽，他當時親眼所見所聞，我以為別人也是這樣，後來才意識到那是因為我爸媽他們很早就在做很不一般的事。」因為如此，電影或表演藝術對呂毅新來說一點都不陌生，早已是她生活裡的一部分。 大學念成大中文系，她笑說自己其實有輔修「手語社」跟「戲劇系」，那時她開始在小劇場出沒，畢業後在華燈藝術中心當企劃，「常常要跑台北看戲，我乾脆把鴻鴻、黎煥雄的作品請到台南。」呂毅新所說的輔修，不只是發生在校內，透過投入南部劇場界的實務工作，她盡情接觸從小就熟悉的劇場。 但這對她來說還是不夠，在網路還沒面世的時代，她把圖書館裡與表演藝術相關的書都翻遍，也思考當時劇場在他人眼中的景況，「常有人說搞劇場很自溺，總是困在自己的象牙塔裡，跟劇場外的世界很脫節。」她不認同戲劇和社會界線應如此分明，自己寫作和做戲對象也包含不同族群。在劇場工作3年後，帶著精進的渴望，她決定負笈美國，繼續攻讀戲劇碩士。 那是呂毅新首次赴美求學，在蒙大拿大學（University of Montana）念戲劇的時期，她因老師之故而有機會跟知名的「被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創始者、巴西劇場大師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學習；「很多時候我們會區分這一塊是教育界來做、這一塊是社運圈的人做、這一塊是戲劇界的範圍，但波瓦的劇場實踐，讓這些事情產生了變化
身為歌仔戲小生的李佩穎，似乎很謹慎拿捏自己與「演員」的距離。 每每問起她如何接到某齣戲、有沒有其他演出規劃，李佩穎最常出現的答案是「順其自然。」或者沒太多猶疑地搖頭說：「沒有，沒有。」所謂的「沒有」，是自己並未存在爭取角色、或是接觸劇團的強烈企圖。她露出尷尬的笑容說：「這樣會不會讓人覺得我有點隨波逐流？」不過也因此始終沒離開過「歌仔戲」。 她與「歌仔戲演員」的距離，與其說是刻意掌握，更多的是順應天命但是，歌仔戲卻也在冥冥之中牽引著李佩穎的人生。 平衡：不做專職演員，隨時切換生活狀態 可以確定的是，李佩穎是名歌仔戲演員，但不是專職演員而這可能是她有意為之。 除演戲外，她曾經是學生、上班族，然後現在是教師。演員，是她的第二身分。就如她總說地雲淡風輕、自然而然。 其實這與她再度合作的二分之一Q劇場神似。二分之一Q劇場上一次發表新作品已是將近7年前的《流光似夢》（9號作品，2017），而李佩穎第一次與二分之一Q劇場合作，則是更早一點的《亂紅》（7號作品，2012），也首度開啟崑劇與歌仔戲的小劇場對話。她說，當時是因為傅裕惠導演的推薦，再加上主演楊汗如曾是自己的社團學姊，就順理成章地加入。這次飾演《青姬》裡的日本遊俠「吉光」，也是劇團在確定該人物後，立刻鎖定李佩穎多少與李佩穎過往在奇巧劇團飾演的類似人物有關，我想就是《鞍馬天狗》（2016）裡帥氣的宗房。 不過，她只是未專職於演員這個身分，並不代表不夠專業，甚至要說她接戲「有一搭沒一搭」，也是我們對「非專職演員」的錯解。從臺灣春風歌劇團、奇巧劇團到二分之一Q劇場，都有她的演出身影，也維持穩定的演出量，包含2022年臺灣戲曲藝術節旗艦製作《無題島：孽種與魔法師》中的「媽寶王子」賀連淮、奇巧劇團《劍俠秦少游》（2021）的秦少游、《鞍馬天狗》的宗房等。 或許這正是李佩穎在尋找的一種「平衡」。 她說：「我沒辦法所有時間都做同一件事情，可能會很崩潰。所以我一直到現在都是在維持一種狀態做這件事的同時，也做另件事，好像可
說「掰掰」或是「再見」，都是告別的動作與用詞，一個揮手、一句話語其實也帶著「下一次再見面」的可能；但面臨親人、朋友的死亡，像是再也無法見面的最後一次道別，又該如何說出口？於是，編劇狗比與進港浪製作所合作的《掰掰見習生》，藉由兒童劇的方式，將每個人一生當中可能很早學到的「掰掰」，思考到最後一次的告別；或者，重點不是「說掰掰」，而是告別前的陪伴，在劇場裡進行一次練習。 從親身經驗開始的創作與對話 編劇狗比之所以創作《掰掰見習生》這個劇本，源於家中的狗因病過世，而她看見從小與牠一同長大的女兒透露出的悲傷模樣，成為她在2020年「兒童戲劇劇本創作徵件」截止前夕的靈感。 狗比說，她們母女與狗「三人」一起生活，互動很緊密，而自己觀察女兒在狗生病的那一個月裡好像漠不關心，但狗走了之後才發現女兒其實比她還要傷心。後來她想：「這跟小朋友的表達能力有關。」對她們來說，狗跟家人一樣沒有差別，而女兒也在這時開始理解什麼是死亡。因此，這個劇本藉著男孩這一趟「學掰掰」的見習之旅，與旅途上善良的柑仔店阿婆、鬼靈精怪的女孩，還有老狗師傅，陸續完成屬於他生命歷程的任務。 對導演孫唯真來說，要怎麼跟小朋友討論死亡是一件很有難度的事情，而她在兩年前看到狗比的劇本時，認為：「狗比用了見習生的邏輯在處理，是個有趣的視角，如何以第三者的角度，陪伴靈魂走完最後一段路。」這也與她這兩年的生命經驗產生共鳴。她說，自己的父親兩年前罹癌，到上個月過世，這段時間裡，自己剛上小學的外甥女除面臨外公的生病與死亡，還有母親的離異，而有行為倒退的現象。她說：「小朋友有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許是語言不夠，只好用行為來表達。」孫唯真說出了她充滿心疼的理解。 《掰掰見習生》雖是個虛構的劇本，卻與編導的親身經驗互為表裡，關於告別得做的練習，不只是在劇場，其實是在她們各自的生命過程裡，輕輕訴說不容易開口的種種話語與心情。
音樂劇逐漸在台灣嶄露頭角，無論是演出數量、製作品質、觀眾培養等方面，都成為表演藝術圈不可忽略的類型。其中兩部爆紅作品《勸世三姊妹》、影集式音樂劇《SC驚釀小酒館》（後簡稱《小酒館》）更創下台灣劇場前無古人的紀錄，數次巡演都在開賣時迅速完售，並成功吸引大量新觀眾首度踏入劇場。 兩部作品更體現了台灣劇場的不同製作體系與生態。《勸世三姊妹》來自音樂劇團「躍演」，但獲得IP開發公司「大慕可可」支持，構成台灣少見的新商業劇場規格。而《小酒館》是從製作公司「五口創意有限公司」啟動，分別邀請導演高天恆與創作、設計團隊合作，並有百萬訂閱YouTuber「欸你這週要幹嘛」跨界演出，打造製作、行銷為起點的創作模式。 劇團與製作公司如何面對觀眾的需求？是否擁有截然不同的規劃方法與思維？又如何在（我們所期待的）劇場產業與商業模式裡頭，找尋藝術與票房間的平衡？因此，我們邀請到躍演藝術總監曾慧誠、團長侯淙仁，與五口創意有限公司兩位共同創辦人孫明恩、陳宣，展開一場不同切入角度的對話。
傳統戲曲有「三分前場，七分後場」的說法，所謂「前場」是演員演出，而「後場」是樂師演奏，由此可見戲曲對音樂的重視。屬於音樂設計一環的「配器」，是當代戲曲交響化之後才出現的職稱，字面意思是「分配樂器」，也就是分配樂句給不一樣的樂器去演奏，讓每種樂器都能演奏屬於它們的旋律，並組合成完整曲子，來烘托整齣戲。
高度講究儀式感的劇場，面對即將揮別雙月刊發行的《PAR表演藝術》雜誌，似乎也得做些什麼，讓彼此的告別產生意義。那麼，就來聊聊劇場如何處理「消失」這件事吧。 紙本雜誌的消失，之所以對劇場產生衝擊，在於兩者的「實體（physical）」特質無論是實物、物體或身體；也因此，始終在數位虛擬世界的威脅下，想方設法活下去。在一方不得不告終之後，另一方自然也再度出現危機意識，反思自身存在意義。然若從另一角度來看，對於朝生暮死、存於當下的劇場來說，消失本就是一種必然。在劇場發生的一切，本就不可能恆久存在。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這個可以用網路保存一切的時代，只剩下「劇場」能好好處理關於消失的命題。 正因為意識到消失之無可避免，劇場於是以肉身╱實體對抗消亡。在我腦海中那些關於消失的作品中，述說的都不是消失本身，而是與之拉鋸的過程。然而，正是要直視消失的存在，才會讓抵抗產生力量。只不過，「消失」並不真的只是消失；正如劇場所呈現的當下，從來就不是斷裂、無延續的一次性當下。我曾在同樣講究現場性的足球運動書寫中，看過這段描述：「一個『過去』與『現在』交織互動的領域⋯⋯讓我們得以把心中的想望與實際的記憶融合混雜。」（註1）每一次的絕妙好球，都是在記憶中召喚類似的場景，如同人們同樣透過劇場經驗，疊合多重時空。換句話說，試圖抵擋「消失」的劇場，並非是單次復刻或重現，而是一次次顯現痕跡的堆疊。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