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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优剧场演员在「模仿」白人文化所开创的身体理性主义时,这种主体混淆的问题,就让我们看到满台的「东方人」,却一个个都是面貌不清。(许斌 摄)
演出评论 Review 「郑和」作为后殖民戏剧的历史意象

评Robert Wilson与优人神鼓《郑和1433》

罗氏剧场这样一套特殊的形式主义已成经典,在当代剧场里不但是永恒的,也是不朽的。然而当他将之挪借到他的「东方世界」里,他碰到的并不是一个表现的问题,而是身体的问题。

罗氏剧场这样一套特殊的形式主义已成经典,在当代剧场里不但是永恒的,也是不朽的。然而当他将之挪借到他的「东方世界」里,他碰到的并不是一个表现的问题,而是身体的问题。

Robert Wilson与优人神鼓《郑和1433》

2/20~28  台北国家戏剧院 

按《郑和1433》原创剧本简介有叙及,古代中国对现今越南的一段殖民历史,这大概是在完全不以郑和的历史故事为叙述文本之中,却是立意最明确的一场戏。由此可见导演罗伯.威尔森作为当今所谓民主象征的美国人,关于这一点他是绝不含糊的,不管他说的是一段中国历史,或是隐喻近代发生的一段国际政治,都让人认为这是美国人罗伯.威尔森来到他虚构的「东方世界」,通过对「郑和」的想像而显露了他的一点政治sense,进而也投射出他对童话世界所保持的刻板印象。

一个自闭、宅化的感性世界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上文是郑和的现代(摩托车)与原始动物长颈鹿混搭的非洲之旅,营造的是奇观化的氛围,也可以说是在暗示今日中国与非洲的结盟关系。紧接著〈安南解剑〉之后的下文,又是当地土著一一向郑和进贡「爪哇与苏门答腊的香料」的戏,导演似乎要再现当年郑和挟帝国余威征服弱小国族的历史意象,这三场戏是否意味罗伯.威尔森对郑和下西洋意味的中华帝国,所捕捉到一点在他诠释下的历史观呢?当然更是否对近代国际政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所回应的政治评论呢?

历史观本来就是从历史而来的「引喻主义」(Allusionism),尤其后现代主义以来,历史研究者及史观制造者,更对应不同世代的文化感性而创造出断裂的历史论述。罗伯.威尔森在他的剧场中所呈现的历史观,在后现代这个语境下,把原本可创造出肌理触感的历史意味,却将之凝固化为一种物质性的使用(如:拼贴的身体表现),仅供为刺激视觉而造成无情无义的表象,他把对历史素材的夺取进一步暧昧化为现代主义中泠静,甚而是冰凉的符号,自成他「意象剧场」那一套生态系,或有人称之为后现代艺术所表现的一种戏剧形式。

从《郑和1433》完全可以看到在「差异政治」之下,罗伯.威尔森所形塑他想像中「东方主义」的「东方人」,若是一个被要求可供辨识的身分,即须从现代亚洲人或白种人之中区别出来,就只能用各种符号拼贴出来而从未真实存在过的身体表现,即使对精神世界的反映,也是以他盲目崇拜的意象来表现一个自闭、宅化的感性世界而已。这一点从最后一场「自由的海上灵魂」,即可看出导演想要表达的是极度净化了的极乐世界(西方话语为「天堂」),其中舞台布满了升华的安静感虽令人感动,但过度的滥情却更像布满几何造型的魔幻世界。罗伯.威尔森的「意象剧场」来到他的「东方世界」,却变成了西方人的「奇观剧场」。

系统化的美学  无法穿透的身体

节目手册上「关于此剧」,特别注明了「《郑和1433》并未企图重现历史,而是罗伯.威尔森的剧场诗境,描绘一位孤独追寻平静与和解的男人」,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对,令人质疑的倒是为什么是郑和?而不是林肯?难道「东方主义」的孤独、平静、和解,比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孤独、平静、和解更具内涵吗?罗氏「意象剧场」有一套构造先行于故事的生产模式,形式的操作已彻底被系统化,毫无让任何外来事物插入的可能性。他的「意象世界」其实就是一个自闭、宅化的密室,因与外部关系如此酷化,而只是利用平板的符号在强化视觉印象,乃至于他的构造美学不过就是瑰丽而无人称性的意象在流转移动,如此郑和不在罗氏的剧场里才能在罗伯.威尔森的言说中成立。

罗氏剧场这样一套特殊的形式主义已成经典,在当代剧场里不但是永恒的,也是不朽的。然而当他将之挪借到他的「东方世界」里,他碰到的并不是一个表现的问题,而是身体的问题。当身体作为一个有机体,表现的感情与知觉的行动,在他的技术操作中终而形成一套凝固的系统时,个人化在这个系统里就会被弱化,原本身体的表现力势必和个人纠葛、对立的感情混和成为戏剧冲突的表现能量,但在这里全都被这套系统抑止为形式表现。饰演说书人的唐美云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即使很佩服她可以把歌仔戏的「念歌」搭上爵士乐的萨克斯风,但到底还只是才艺表现而已,她作为歌仔戏演员的真功夫,在罗氏「意象剧场」里是一点隙缝都不能让她穿过的。

到底谁跨了谁?是谁在「模仿」谁?

罗伯.威尔森的「意象剧场」在于他在欧美现代主义发展到后现代这个脉络中,使其戏剧于当代美学视野的论述更为扩充,因而他所实验以多层构造的形式作为表现风格,迄今仍属欧美戏剧史中一个重要的段落。然而并不表示罗氏那一套形式主义就能放诸四海皆准,尤其将之移植于他想像中的「东方」,或一不小心就会产生身体实践时改变了在地身体的政治文脉。在思考这样后殖民戏剧的问题上,「模仿」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殖民地,为了维持帝国所实行的殖民政策,促成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模仿」是很有效的统治方法。在这一出预算超乎台币五千万以上的《郑和1433》,这样的跨文化交流到底谁跨了谁?也是谁在「模仿」谁?这个问题深值当今处于全球化的我们去思考的。

「模仿」在戏剧的文脉中,虽只是「角色扮演」的置换词,亦可称之为「演技性模仿」,也就是演员将自已心灵与扮演的人物内心相互交融,而创造出另一个主体混淆的角色。当受过「东方」身心灵训练的优剧场演员,在「模仿」白人文化所开创的身体理性主义时,这种主体混淆的问题,就让我们看到满台的「东方人」,却一个个都是面貌不清,更遑论「郑和」在哪里了。导演似乎对理解「东方人」的身体没兴趣,只要求观赏上的愉悦感而形塑出一具具将各种东方情调混合的杂种性身体,就让我们很清楚看到白人泠静、理性的现代性,加诸于亚洲在地人的身体,反而变成了无情无义的后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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