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画(一) Feature | 寻找台湾爵士乐/导读

通往世界的爵士变种旅史

(房瑞仪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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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多样性因全球化与网际网路的使用而愈加难以保存的21世纪,爵士乐逆势而起,成为能够承载各种相异文化内涵的独特乐种,且在过去100多年来历经多次演化与融合共生,发展出诸多形貌不同的爵士变种,它何以有此能耐?

多次轮回,爵士乐生命力满载

与其试图了解爵士乐有何能耐,不如先聊聊它「死」了多少次。

「爵士乐已死」的说法在这乐种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次,姑且略过如市场规模、消费习惯等经济层面的讨论,每隔一段时间,当一个鲜明的新风格诞生欲取代旧者时,如此命题就会出现,如1920年代摇摆乐取代传统爵士乐、1940年代中期咆哮风格成熟时、1960年代自由爵士崛起后,甚至自1980年代起由Wynton Marsalis感召了一整个世代的青年乐手来「复活」传统爵士乐的文化现象,也曾被指为将之藏入博物馆里原封不动保存起来,夺走了让它能够不断演化的生命力,因此又死了一次。  

但前述种种死亡,是虽死犹生。姑且不论这些「死亡宣言」立论为何,或是基於种种需求而产出的话术,爵士乐具有极高的演化能力与适应力,即便将之摆放在各种时空环境中,它不仅能存活,更能吸收该环境中的文化内涵而演化出不同的形貌,进而产生混血变种,因此爵士乐的定义已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范围,这范围里的诸多构成元素,如:即兴演出技巧、节奏型态、和声语汇与行进、乐队编制、曲式结构、音乐素材铺陈手法等,都会随著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调整,但尽管形貌各异,「即兴演出」总是爵士乐演出的必要构成条件。

物竞天择,演化足迹遍布全球

成形於社会底层的爵士乐在发展初期并不受高社经地位人士的重视与资源挹注,因此它的学习与传承取决於有志之士「偷师」的能力,即便美国在1950年代已出现了教授相关理论的学校,乐手们仍需藉著现场演出或私下在即兴演奏(Jam Session)与同侪实地切磋来精进自己。

得力於录音技术的发展,聆听前人的录音作品也成为重要的学习途径,随著耳力与音乐思维能力不断进步,乐手们能更快速将爵士乐的技巧导入其他音乐型态中,反之亦然,因此这个乐种就算经历诸如观众品味骤变、市场萎缩等困境,依然能以各种形貌存活下来。

爵士乐的传播也有其社会背景,从20世纪初期随著远洋邮轮或军队抵达世界各地的乐手,到冷战期间致力於宣扬美国软实力的文化大使,都让爵士乐在全球留下足迹,再加上唱片 、出版业的助攻,使之能在世界各地扎根,进而结合当地文化产生程度不一的混血变种,有些甚至更回过头来影响爵士乐在美国的发展。

水乳交融的拉丁美洲

因地缘关系,爵士乐自成形初期即与拉丁美洲难分难解,就目前已知的音乐学研究观之,早期爵士乐的重要节奏元素来自非裔古巴人(Afro-Cubans)的传统歌谣,这群随著运奴船抵达并定居於古巴的非裔族群留下了可观的音乐遗产,并在1940年代再度与当时兴起的咆哮风格结合,形成了一种由Afro-Cuban节奏、拉美特色打击乐器、爵士乐特色和声与高超即兴技巧所构成的新乐种——Afro-Cuban Jazz。

Afro-Cuban Jazz对所有参与其中的音乐家来说是一股双向潮流,当美国本土的爵士乐手们如Dizzy Gillespie、Kenny Dorham获得来自拉丁美洲的节奏素材时,来自拉丁美洲的音乐家们如Bebo Valdéz、Chico O'Farrill则习得咆哮的精随。

爵士乐由美国佛罗里达半岛出海一路南行,在说西班牙语的古巴与波多黎各遇见许多有趣的音乐风格,如Salsa、Rumba、Merengue等,都成为丰富爵士乐的养分,直到抵达说葡萄牙语的巴西,在1950年代末,与当地的Samba音乐激荡出新乐种——Bossa Nova。

Bossa Nova可直译为「新浪潮」,以古典吉他奏出简化后的Samba节奏搭配著来自爵士乐的和声语汇,巴西本地的代表人物为Antônio Carlos Jobim与João Gilberto,两人为这新乐种产出了许多旋律优美的作品,并由中音萨克斯风手Stan Getz带回美国市场,在1963年以Antônio Carlos Jobim创作的〈Desafinado〉一曲,获得葛莱美奖最佳爵士演出奖;传奇爵士歌手Sarah Vaugh更在1970年代后期,灌录了两张极受欢迎的Bossa Nova专辑。  

(房瑞仪 绘)

多元交融的欧陆之声

爵士乐在一战末期随著美国军乐队登上欧洲大陆,成为一种来自移民新世界的异国情调,出於猎奇心态,欧洲许多上流社会人士会在家中举办宴会,邀请宾客齐聚一堂欣赏爵士乐团演出。

需求创造供给,欧陆渐渐产出演奏爵士乐的乐手,他们多有古典音乐的基础,也很快掌握了爵士乐的风格,后续更出现美国较少见的爵士器乐演奏家,如演奏小提琴的Stéphane Grapelli、口琴家Toots Thielemans等。

二战后,不少美国爵士乐手因种族冲突逐渐加深、爵士乐传统式微、谋生困难等现实困境而移居欧陆,但该乐种与欧洲乐坛的真正交融应始於1960年代,当时如火如荼展开的自由爵士风潮在美国本土的接受度并不高,却正好与受到当代古典音乐(Contemporary Classical Music)诸多前卫思潮冲击的欧陆声气相通,具代表性的有1966年由Alexander von Schlippenbach领军以集体即兴演奏在柏林爱乐厅初登场的Globe Unity Orchestra,德国Peter Brötzmann惊艳世人的《机关枪》专辑,英国也有Evan Parker、Derek Bailey等杰出乐手。

德国制作人Manfred Eicher於1969年成立的ECM唱片为欧陆之声建立了审美标准,旗下的音乐家有挪威的Jan Garbarek与Terje Rypdal、波兰的Tomasz Sta?ko、巴西的Egberto Gismonti等,他也回头来与许多美国优秀的前卫爵士乐手合作,如Charlie Haden、Anthony Braxton、AACM,更由於ECM不囿於爵士乐的作风促成了不少跨界作品,如1994年的《圣祷》专辑就完美结合了Hilliard Ensemble演唱的中世纪礼拜圣歌与Jan Garbarek的萨克斯风即兴演奏。

(房瑞仪 绘)

「东方」元素的潜移默化

当爵士乐手的脚步在二战后踏入阿拉伯及中亚文化圈时,或许不曾想到有一天爵士乐的即兴声响会从乌德琴(Oud)、亚美尼亚杜读管(Duduk)等民族乐器上发出,或是爵士乐手们会在独奏中运用木卡姆、Iqa'at节奏等即兴程式,在今日,前者有来自北非的Dhafer Youssef、结合民族音乐元素於融合爵士的Hadouk Trio,后者有黎巴嫩裔的钢琴家Tarek Yamani与小号手Ibrahim Maalouf,这些音乐家多为欧美国家的移民,在侨居与原生地之间的文化互动中,将中东世界的音乐传统与与爵士乐交织在一起。

远东地区与爵士乐连结最深的当属日本,双方最早接触的媒介是20世纪初期随著太平洋航线远洋邮轮而来的美国、菲律宾乐团,不久后也有日本音乐家从美国本土带回「爵士乐」,但多是作为社交舞伴奏的舞曲,尚无显著的即兴演出乐段。

爵士乐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成为摩登风尚的文化符号,曾被视为靡靡之音而引来社会贤达人士憎恶,在二战时期更成为来自敌对方——美国的音乐,但在战后同盟国军事协防日本时,爵士乐又成了娱乐美军的好生意,因此这时期的日本乐手多著重模仿美国的爵士乐风格。

日裔美籍爵士钢琴家/作曲家秋吉敏子可说是将日本文化铭刻入爵士乐的前锋,她在70年代初期开始将日本传统故事、歌谣、乐器、禅的意境等素材融入创作中, 交由她与夫婿Lew Tabackin共同领导的16人编制大乐团演出,难得的是她在爵士乐传统与亚洲元素间取得平衡,为日后的日本爵士乐手打开了一道门 。

台湾与爵士乐,谁印记了谁?

变种爵士乐的探索之路走到了台湾,这个岛屿接触爵士乐的历程与日本高度相似,但台湾有没有在这乐种里,留下自己的文化印记?又或是爵士乐在台湾的音乐文化里种下了自己的印记?

近代台湾乐坛陆续出现许多有趣的团体与作品,有些甚至应该反过来看,是为带有爵士乐元素的民谣流行摇滚电音客家念诗北管歌仔调,但哪些是爵士乐,哪些又是混有爵士乐元素的他类型作品,其间的判断标准为何?

或许更恰当的提问是:为何需要如此分类与界定?因为无论前者或后者都已成为生态的一部分,爵士乐承载相异文化内涵的能力已丰富了台湾乐坛的样貌。

(房瑞仪 绘)
(房瑞仪 绘)
(房瑞仪 绘)

本篇文章开放阅览时间为 07/01 至 12/31
《PAR表演艺术》 第340期 / 2021年07月号

《PAR表演艺术》杂志 ? 340期 / 2021年07月号